习近平“新时代”下的女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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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的观念认为男女机会和权利平等，而对任何有些许女权主义倾向的人来说，过去的2018年可谓佳音甚少。
性别歧视——只限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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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发布了一份名为《限男性：中国招聘广告中的性别歧视》（Only Men Need Apply: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Job Advertisements in China）的报告。报告中分析了2013年至2018年间在中国发布的三万六千多份招聘广告。调查结果发现，在2018年广告中有19%的国家公务员职位招聘使用了“限男性”、“男性优先”或“适合男性”的字眼。与之对比，只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负责与村民长期沟通的工作职位，指明了女性优先。公安部在2017年发布的招聘启事中，有高达55%的工作岗位指明“限男性”。许多国营和私营部门的招聘广告要求女性应聘者必须已婚育，或满足身高、体重和其他与工作本身无关却带有“取悦”属性的一些要求。其中一份招聘广告的案例来自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在官方微博发布的一则招聘贴文。贴文的标题和内容以“美女”和“女神”的标签物化公司现有的女员工，而且她們在 “工作上精明干练、生活上魅力迷人”，還需要“独立但不骄傲，感性但不任性”。以此作为招聘噱头，可推测贴文的受众是男性应聘者。
人权观察组织报告给出的结论是：“这些招聘广告反映了极具歧视性的传统观点：女性在体能、智识和心理素质方面都不如男性；女性是家庭中照顾儿童的主力”，因此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或者最终必须为了家庭而放弃全职带薪工作。女性请产假会给所工作的公司或机构带来无法承受的麻烦或金钱损失。该报告给中国政府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停止在公务员招聘广告中限定性别；加强反歧视就业法的执行；积极对雇主执行进行监督，确保其遵守相关法律。
但这些建议很有可能不会被采纳，甚至石沉大海。纵观2018年，中国政府继续严格控制对女权主义思想和行动主义的审查，其中包括试图压制#Metoo运动（#我也是运动）在中国的影响力；在国际妇女节当天，永久封禁了知名的平权媒体“女权之声”的微博账号。媒体报道了一些所谓的“新时代女德班”的培训班，专门指导女性如何做一个贤妻良母，包括衣着仪容、端茶倒水和端正坐姿（双腿并拢而坐）。政府正考虑对丁克家庭征税，同时奖励那些有两个孩子的夫妇。如果真有这回事，种种的这些措施无疑会将中国的人口控制带入一个新时代。
作者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在她的第二本关于中国性别不平等的书中谈及了所有的这些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这本书名为《背叛老大哥：女权主义者的觉醒》（Betraying Big Brother: The Feminist Awakening in）于18年9月正式出版。虽然书名的副标题点明了乐观的缘由，但书中内容揭露的一些悲观形势，却与该书奥威尔式的标题形成了共鸣。洪理达笔下的中国共产党，为尽量减少社会动荡和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进行生育，积极地鼓吹性别规范，号召女性回家做好尽职尽责的妻子、母亲和育儿的角色。对此，洪理达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所有男性统治者都认为，有系统的对妇女进行征服，对维护中共的生存至关重要。随着这种争取党内生存的斗争愈发激烈，很可能会加剧对女权主义和妇女权利的打击。事实上，很可能会加剧对所有民间社会团体的打击。这对任何女权主义者来说，都不是什么悦耳的消息。
妇女真的“能顶半边天”？
较之于几千年历史和文化对男性赋予的经济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中国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显著的改善。在毛泽东时代（1949年—1976年），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数百万中国妇女进入生产领域，妇女劳动力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党的要求，引用当时的口号，就是“撑起半边天”。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ACWF，简称全国妇联）成立于1949年，旨在保护妇女的权利，代表妇女权益。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取消了包办婚姻、纳妾和购买童养媳的规定。1954年将性别平等原则写入中国宪法，赋予妇女“同工同酬”的权利。在这期间，妇女并没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占很大的优势，妇女往往承担着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既要为国家的发展出力，又要同时兼顾家庭责任。但不能否认的是，上面的那些变化已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在后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历届领导人都肯定了中国对“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的承诺。然而，在2018年，中国被列为世界上性别最不平衡的国家，其基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人口的男性性别比例上升，当时（非法）产前性别测试和性别选择性堕胎尤为普遍。该比例在2004年达到峰值，每出生100个女婴，男婴出生数为121.4个，而全球出生人口的标准比例为106:100。因此，2018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男性定义为15-60岁，女性定义为15-55岁）包括4.8亿的男性和4.11亿的女性。
女性更有可能在低薪资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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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数比例明显少于工作人口的一半时，何谈“顶半边天”。当劳动力中的性别歧视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普遍，要顶半边天更是难上加难。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会促使性别歧视的减少－因为歧视任何人并不划算－但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的城市，尽管近年来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有所缩小，甚至比起当代年轻男性受教育的程度，当代年轻的城市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薪酬中的性别差距并没有缩小。
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反而增加了。研究表明，这主要是由歧视而不是技能、才能或职业选择之间的差异导致的。在中国农村，女孩的受教育程度不如男孩，二者间的收入差距更大。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也加剧了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与高薪外企和合资企业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在低薪资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中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家国有企业为提高效率而解雇员工的时候，妇女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那些个体经营者倾向于在经济上最不利的部门找到工作，包括清洁工，厨师，保姆或街头小贩。其中一些人采取了带有性别色彩的称呼，如“ 保洁阿姨”和“做饭阿姨”。这些因素加剧了尤其是低收入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
综合这些因素，妇女因照顾家庭和家庭的压力越来越大，女性也越来越少地投身于劳动力市场。一项研究称，中国城市的性别工资差距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职业女性每周平均做36小时的家务劳动，而男性则是18小时。因此，已婚妇女和已为人母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着最明显的不利因素（有两个孩子只会对她们徒增负担）。
根据近期我与珀斯科廷大学的Zhou Yixiao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Wang Meiyan合作的研究证实，收入中的性别不平等已带来诸多问题。借用一项由全国妇联和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合发起的，名为《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问卷调查，我们研究了影响全国约一万六千人年收入的因素。研究发现，性别是导致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因素，超过了其他的一些因素，如父辈的职业和教育背景、出生时的户口状况（是否为城市居民）和出生地区。简言之，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出生性别是男性，那么他会比一名作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的孩子，或者出生在这个国家最富裕的城市的人具有更大的优势。这表明，比起现今中国典型的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社会经济分化的问题，性别不平等问题是一个更为顽固的存在。
政治局常委: 性别权力结构不平衡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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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平等在政治领域同样引人注目。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段时期，女性党员的人数占全体党员的三分之一。到2017年，女性党员仅有四分之一。根据一个经济学家专家小组的说法，党员不仅可获得更多晋升和更高薪资的可能，与收入相关的奖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上升，这与专家小组的预期（再次）互相矛盾。由于改革以市场为导向，因此上述情况反之亦然。最高领导机构中的男女比例情况更为严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最有权势的25名成员中，仅有孙春兰一名女性。自1977年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女性成员一直都不超过两名，而政治局常委会的七名国内最有权势的成员，一直以来均为男性。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的说法，在2017年第19次党代会前夕，没有女性担任省或市党委书记，而这是进入政治局的前提。李成对中国政治的权力结构会趋于性别平衡没有过多的期待。
上述情况有助于解释中国过去十年在全球性别平等排名的恶化。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根据一系列指标衡量了国家层面的性别差距，这些指标概括为以下四大范畴：薪俸及工作机会（比较在劳动力参与中的两性比例和男女薪资的差别）；教育程度（包括识字率和入学率）；医疗健康及生存（包括比较两性的出生率和两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和政治参与（包括部长级的男女比例和议会中男女议员的比例）。在2016年的144个国家中，中国的总体排名为第99位，远低于十年前的第63位。尽管中国的这个排名明 显高于其邻国日本（第 111 位）和韩国（第 116），但远远低于菲律宾（第 7 位），以及蒙古（第 58 位）、越 南（第 65 位）、泰国、孟加拉国和印度。鉴于中国在其他许多的衡量指标中一路攀升，其中包括GDP，人均GDP和国民的整体教育程度，由此反观中国的性别差距趋势让人愈发担忧。
习近平“新时代”下的女性
习近平在2015年9月举行的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全球领导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促进全球性别平等的四点主张：确保妇女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积极保障妇女权益、消除暴力以及阻碍妇女发展的落后观念和陈规旧俗、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然而，在中国范围内，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切实地落实了这些主张，更别提在全球范围的情况。在 2015 年的国际妇女节当天，包括女权五女在内的至少十名中国女性，因划一场抗议公共交通性骚扰的活动而被警方拘留。女权五女在取保候审前，于拘留所中度过了37天——受到了长达一年的监视、限制和调查（而结果是远远超过了一年的时间）。2012 年，女权五女发 起的“剃头”活动，抗议高校招生性别歧视，吸引了全球的关。同年，她们还举行了占领男厕所行动，呼吁新建更多公共卫生间以解决女性方便困难。她们还发起了“带血的新娘”的行动反对家庭暴力。参与该活动的女青年身穿“带血婚纱”抗议针对女性的家暴问题（参见the China Story Yearbook 2015: Pollution, Chapter 2 ‘The Fog of Law’, p. 79 and Information Window ‘Feminist Five’, p. 81.）。
“米兔”读音mitu，指代#MeToo运动，是中国网络媒体为避开审查所采用的谐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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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发生了一 起类似的事件，现居美国的北航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在微博发帖称自己多年前在北航读博期间，曾遭其博士论文副导师陈小武性骚扰。该贴明确引用了#MeToo运动，吸引了超过四百万的点击量，还有成千上万的网友为此点赞。事情发酵至1月中旬，北航已将涉案教授从其教学岗中开除，并对其展开了调查。随后，有数百名女性为表达自身不满情绪而迅速效仿，呼吁对包括学术界和媒体在内的性侵案件展开调查。中国当局对此并没有作出回应承诺打击性骚扰，而是在网络媒体平台上禁止使用“性骚扰”和“#MeToo”这两个词。于是，有些人通过使用mitu这个同音词来应对禁令。Mitu虽无实际意义，谐音MeToo，取其字面意思“米兔”。
纵观2018年，在面对性骚扰争议讨论持续受压制的情况下，中国的“米兔”运动仍继续发挥其影响力。这表明那些比大学教授更有权势的男性，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对象。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对于中国数百万女性而言，“米兔”运动‘代表着对性骚扰、性别不平等和中国当局采取的一种反抗态度’。同样地，作家洪理达认为对更加广泛的女权主义的觉醒应该抱有希望，这种觉醒正开始改变中国各大城市的女性。
然而，中国加大了对女权活动者的监视力度，继续打击激进行动，正如《背叛老大哥》书中描述的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情况。与此同时，习主席进一步推动“强化传统家庭价值观”运动，呼吁将个体梦想、家庭梦想与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融汇在一起。2016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在官网上发布了一篇题为《习总书记谈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文章，呼吁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引导人们（想必不是指男同胞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
全国妇联通过于2015年启动的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传播了类似的信息。在2016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刘英家庭是其中一个受表彰的“模范家庭”，也是许昌唯一当选的家庭。刘英作为儿媳，过去的30多年来尽心照顾家中的六位公婆，几位老人对此都相当满意（刘英的丈夫是抱养的孩子。他的生父母离婚后，将他过继给了养父，二人先后又各自再婚）。与女民兵和文革宣传的“铁姑娘”的妇女形象相比，妇联推崇的这样一种孝敬公婆的理想女性形象与儒家的父权宗法观念更为吻合，尽管毛泽东时代的实际情况与当时倡导的“铁姑娘”女性形象从不相称。
2007年，全国妇联用“剩女”这样一个带有贬低意味的用语来界定和称呼那些二十来来岁仍未婚未育的女性。对此，洪理达评论道‘妇联的存在强化男性至上的地位，这个吊诡之处与这个国家的官方工会对工人的控制多于赋予工人权利的情况如出一辙。
网络相册：《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
来源：Marshall. NJG，网络相册
众多高校也将习近平的新时代女性价值观纳入其教学安排，江苏省的镇江新时代女子学堂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镇江新时代女子学堂是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与全国妇联共同创办的女子学堂， 于 2018 年 3 月成立。据其负责人介绍，女子学堂旨在帮助女性提高就业竞争力，同时也为女性担任好家庭角色做准备，理由是当前“女性的家庭角色更为重要”。自镇江新时代女子学堂成立后，一些性质相仿的学校相继出现，比如由河北大学与当地妇联共同创办的坤瑜女子学堂。现任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认为中国妇联正提倡男尊女卑这样一种负面的说辞，以试图解决社会问题。
人口下降问题——据说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自2016年元旦起实施的“两孩政策”，在众多的年轻夫妇中也是反响平平。实际上，中国的出生人数已经从2016年的1786万人开始下降，预计2018年将降至1523万人以下。在2016年的《中国故事年鉴：治》中，我解释了为什么鼓励生育既不是解决中国人口挑战的最佳解决方案（包括中国领导人似乎想以呼吁中国妇女回归家庭的方式，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现状），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挑战的最佳方案（包括减缓GDP增速和劳动力增长）。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志向的女性，无论她们选择要多少个孩子，更现实，更有意义的做法应该是为她们提供更好的儿童保育及老人护理服务设施，让这些女性无后顾之忧的从事生产性就业。
然而，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的许多年轻女性似乎都不以为然。《非诚勿扰》是中国大陆的一档相亲节目，从中可以了解不少关于中国当下男女相亲的套路（节目虽是全脚本出演，但仍吸引人的注意）。2018年有一集让人特别印象深刻：最后出场的男嘉宾在亮灯环节，仍有一位女嘉宾为他亮灯到最后。这位女嘉宾在决定是否和男嘉宾牵手，开启爱琴海浪漫之旅之前，可以向男嘉宾问最后一个问题。她问道：你的妻子生完第一个 孩子，你能不能养你妻子，让她不再需要出去工作？”男嘉宾在回答前很紧张地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我觉得我的收入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女嘉宾忽然灭了灯，留下男嘉宾一人站在台上。
突破界限
《天朝渣男图鉴》歌曲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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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女权五姐妹之一的李麦子（真名李婷婷）为英国的《卫报》写了一篇国际妇女节文章。李麦子在文中谈及了对中国女权运动的希望和未来的个人看法。她列举了一些进步的迹象：在2017年，全国妇联旗下的报纸《中国妇女报》力劝中国媒体停止使用“剩女”一词。李认为这“可能是归功于女权活动的一个重大转变”。她最后说道：“中国政府继续扩大对女权活动的压制，活动空间所剩无几，但至少针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在继续，这也是为什么女权主义在中国是有希望的。”
2018年7月，李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解释了#MeToo运动是如何印证女权主义的力量对男权至上社会制度的挑战。同年的10月31号，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女学生徒有琴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首名为《天朝渣男图鉴》的歌曲，翻唱自音乐剧《芝加哥》（Chicago）的选段《监狱探戈》（Cell Block Tango）。在这首中文翻唱歌曲中，徒讲述了来自中国各地的6名（虚构）女性的经历，其中的一名女性被丈夫用萨克斯管暴打；另一名女性的丈夫为了邻居所给的两千块，亲手捂死了自己的小女儿，给邻居死去的宝贝儿子结阴亲。对那些熟悉《监狱探戈》的人都知道，歌曲中所有的男主人公都没有好结局，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帖子才上线一天就被删了。但至少这些让人寒心的故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仍受到关注，包括歌曲在YouTube发行的第一周内就有超过5.5万名用户点击观看。中国的那些手握权势的男性免不了对这样一种行动主义颇为担心，世界的其他地区也都关注着。而且，那就是“女性力量”的标志，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