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 sends telegraph on Lee Kuan Yew’s death

Lee Kuan Yew

Foreign Policy: Was Lee Kuan Yew an Inspiration or a Race Traitor? Chinese Can’t Agree
Xinhua: 习近平主席就李光耀逝世向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致唁电

Censorship, ideology, and Internet sovereignty
Reuters: Reuters websites become inaccessible in China

QS Theory: 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Reuters: EU joins U.S. to try to stop China’s new technology rules

Xi at the Helm
Tencent: 新加坡学者:中国现在需要强势的习近平

Relics
People’s Daily: Mummified Buddha shown in Hungarian stolen from China: government

Chinese relic experts have determined a 1,000-year-old Buddha statue containing a mummified monk, which is now in possession of a Dutch private collector, is a relic stolen from an east China village in 1995.
The Cultural Relic Bureau in east China’s Fujian Province said on Sunday that judging from research and media reports, expert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statue on show in Hungaria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was a relic stolen from Yangchun Village in Fujian in 1995.

Anti-corruption
People’s Daily: 中央纪委亮出“反四风地图”

Archived articles

QS Theory: 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2015年03月20日 14:43:34
来源:《红旗文稿》2015/06  作者:宋丽丹

随着我国对网络“负能量”的逐渐警惕并启动网络整治工作,近一两年来网络风气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势力也加紧了对“移动网络”的渗透、宣传。“移动网络”是指移动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脑等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合二为一,用户通过相关软件既可以随时接触海量信息、也可以随时任意发布信息。从前PC(电脑)网络上流行的扰乱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现在已渗透到手机、平板电脑上,传播方式更多样、传播速度更迅速,国家信息与意识形态安全由此面临更大挑战。

  一、移动网络初步具备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

  2014年1月,有境外研究报告称,在中国,从用户有效使用时间上看,移动终端已取代报纸、广播、电视和台式电脑等成为第一媒体。移动终端突破了只有通过电脑才能上网的技术障碍,以往没有条件和时间上网的人群,如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及学生,现在都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获取网络信息。工信部指出,截至2015年1月,我国移动网络用户总数达8.75亿人,手机网民占网民总数超80%,手机和移动设备成为互联网的第一入口。移动网络初步具备对国家信息与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全局性影响的能力。

  1.移动网络使信息的定向精准传播成为可能。在“阿拉伯之春”和2011年英国骚乱中,都可以看到移动社交类软件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类软件有即时通讯、精准定位、隐私性强、语音交流等优势,使信息的发布有超出任何一种传统媒体的速度,并且是通过点对点、点对面的传播,其定向精准性和内容丰富性为传统媒体所不及。2013年全球网民约27亿人,而移动网络连接数(即接入互联网的移动终端数量)就达到68亿台次。仅从数量上看,移动终端的信息传播就比传统媒体更为广泛、精准。

  2.手机使移动网络的信息管控更加困难。由于手机是每天携带的“日常用品”,因此通过手机上网有不同于电脑的特点。一是便携性与泛在性。手机可随身携带,形成一个24小时在线的广域泛在网络,信息互动可随时发生,既增加了信息来源的广泛性,也增加了辨别信息真伪的难度。二是“三随性”。即用户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随身地接收互联网信息,用户的大量碎片时间,如候车、通勤途中用于手机上网,使其受众数量大大超过传统媒体。三是监管上的困难性。移动应用软件的群发、广播和转发功能,使海量的芜杂信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传播到数以亿计的用户手中,它突破了对传统互联网的管制,让信息管控变得异常困难。

  3.小群体能通过移动网络放大声势,增加了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在2009年的摩尔瓦多和伊朗骚乱中,反对派通过能够以手机推送信息的美国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在全球同步转播抗议现场消息,为谋取西方支持造势。虽然反对派人数不多,但由于他们集中在“推特”上放大自己的声音,在媒体上就会被当作一股民众的舆论受到重视,在报道中其观点也会得到重点提及,甚至被当作一种“政治派别”。当这种一边倒的信息频繁地为人所知,很容易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来不及思考的氛围下,被裹挟进这种被虚张了声势的“抗议大潮”中。

  4.移动网络的网民结构更易于进行意识形态煽动。目前,移动网络结构的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学生及青年网民占多数。在世界范围内,青年网民比例相当于一般人口的两倍。中国30岁以下的网民超过半数,新增网民更是以青少年为主,学生是移动网络用户中规模最大的群体,2012年占比31.8%。二是中低收入者是移动网络的主要用户群。2012年,整体网民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占83.4%。移动网络在颠覆PC互联网方面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目前,在三、四线及以下城镇不便于使用PC或笔记本电脑上网的人群中,已有多数将手机作为首选或常用的上网工具。因此,西方意识形态可以影响到我国多数智能手机用户。其中的学生、年轻人、低收入者因其社会经济地位的特点,更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和煽动。

  5.通过移动网络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手法和途径。在只有报刊电视的年代,受时间、地域、传播手段限制,敌对势力言论不可能迅速地直达和影响受众。互联网为敌对势力提供了长驱直入的机会,移动网络的出现进一步给信息攻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他们通过编写段子,对我国的历史、英雄、领袖、民族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进行全方位的诋毁、抹黑和攻击,使国民对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感到失望,甚至产生怨愤和敌对情绪,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6.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移动社交软件。目前,我国应用最广的移动社交软件首推“微信”。2013年10月其用户已突破6亿(含国外一亿多户),日增160万。“微信”的“朋友圈”功能相对于个人而言是一个封闭的圈子,但是,所有人的圈子可以因为社会联系的多样性而无限发散出去,围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圈,往这个圈子投放的信息只要被不断转发扩散出去,就可能达到“一传十、十传百,辗转无穷”的效果。在“微信”中,用户相互添加才可以建立移动互联关系,构成了所谓的“私域”,从而规避了“公域”的透明性、公开性。

  二、移动社交网络上流行的六大类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

  近日,继“微信十条”之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再次发布“账号十条”。这是国家依法管网治网的重要举措,对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在移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主要有六大类别:

  1.以“揭秘”的方式,为汉奸地主卖国贼正名,同时抹黑人民英雄,企图直指党的意识形态“虚伪”。散播“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真相揭秘”等文章,为历史上的败类洗白。同时,用公众号疯狂传播“焦裕禄的事迹是两个人拼凑起来的”等抹黑人民英雄、模范的诡文。此外,一些露骨攻击马克思、列宁的言论,也被广泛传播,其用意不仅在于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且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的形象进行根本性颠覆。

  2.在为“民国热”推波助澜的同时,不停抹黑中国共产党。散播如“关于抗日,我们却依然活在欺骗中”、“到底是谁不尊重历史?难怪日本人不道歉”等错误言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敌后根据地牵制日军大部分兵力、领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中流砥柱作用。

  再看如今影响最大的谣言“我国三年自然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这一谎言已经流传了多年,在老一代人中影响并不很广泛,但现在通过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很多青年人却知道了也相信了。虽然近年来杨松林和孙经先两位先生著书发文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谎言,但是,他们的研究却得不到某些网络媒体的青睐,传播受到阻碍。  

  3.鼓吹“体制之恶”导致中国国民性“低劣”。“中国式过马路”、“丢人丢到国外去了”、“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等文章用中国个别游客在其他国家的不良言行、某些中国人的不良习惯,如乱穿马路等,来说明中国人素质低。更有甚者将国人素质低归因于“体制”,认为西方国家国民素质高源于“几百年宪政民主,养成文明素质”,用“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体制胜利”、“美国为什么没有腐败”等文章影射中国体制不如西方,迫切想用资本主义宪政取代社会主义制度。而极少数中国商人为了营利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个体不法行为,却被上升为中国人“命贱”,也归因是体制造成的。更有甚者在这些段子中使用“天朝”、“帝都”等词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首都北京进行指代,企图使人进入一种“此朝此代是邪恶”的语境,为“来生不做中国人”这样的叫嚣做铺垫。

  4.编造虚假信息,企图煽动群众与党和政府对立。由于多数网民不具备对所接收的信息进行甄别的能力,少数写手便肆无忌惮地编造虚假数据、篡改事实。甚至有以下几点被反复“论证”:一是税负,说我国是税负最不合理、是世界上税负最高的国家;二是护照,说美国护照上写着“不管你身处何方,美国政府和军队都是你强大的后盾”,而中国护照上写着“请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并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三是收入,不说私营企业内老板和工人的收入悬殊,而说供电局抄表工年薪达30万等虚假信息,然后话锋一转,说就是因为国企垄断,所以才会无法无天。这些谎言不仅搞得网络一时乌烟瘴气,甚至有时还信众芸芸,群情激愤。在上面铺垫的基础上,把欧美日描写成没有矛盾、没有贫富差距、只讲民主自由的人间天堂,而我们的百姓却只能“吃地沟油”、“听天由命”。

  5.对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群体,如官员、教师、城管进行集体妖魔化。这种妖魔化对准了公职人员,如官员、城管、医生、教师和国企职工等,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公职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主义体制,妖魔化这些群体就等于妖魔化了体制。当这些群体中的某个人因言行失当或触犯法律时,少数写手就会极尽煽动之能事将个别问题暗示为整个群体存在的问题,从而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继而得出结论:彻底解决问题还必须解决政治制度和“民主”问题。妄图给党和政府造成舆论压力,激化社会矛盾,使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6.利用突发事件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使其怀疑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治信誉。在突发灾难面前,罔顾事实真相,捏造“事实”让群众怀疑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政治信誉。比如在5.12大地震发生后,网上一些人指责政府相关部门不能预报地震,然后又指责部队行动迟缓,说在官僚的眼里,人民的命不过是草芥,等等。事实是,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预报地震,科学家们只能推测某地在某段时期内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此外,汶川大地震发生三小时内政府就派出部队救灾抢险,这种效率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即使这样,还有人借机歪曲真相,真可谓是居心叵测。

  三、如何在移动网络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2010年6月美国参议员提出《像保护国有资产一样保护网络空间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美国发生紧急情况下,总统可以命令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网络服务商停止服务,其他以美国为基础的网络服务商都必须接受美国总统的管制,任何不听指挥的人都将被罚款。根据法案,任何被国土安全部列为“依赖”因特网、电话系统或是任何美国“信息基建”的公司,都将受国土安全部内新设的国家网络保安及通讯中心指挥。2011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资产。那么,我们该如何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首先,加强网络监管,掌握网络管理的“总开关”。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应效仿美国和英国的对策。美国的《爱国者法》规定政府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访问用户的数据。英国《通信数据法案》(草案)也将起到与美国《爱国者法》类似的作用。近年来,赋予政府更多权力和手段对互联网进行监管,已经成为各国互联网立法的趋势。我国也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应急机制。

  其次,重视对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正面宣传。既然目前网络上流传着种种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那我们就应该在各种媒体上开展大规模的正面宣传。坚决查处和清理移动社交软件里传播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信息的公众帐号,鼓励开设积极传递正能量的公众账号。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史、党史的研究和宣传。防止敌对势力利用“文革”等挫折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而疯狂抹黑我们党及领袖;同时,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面临危机的分析。一些人按“报喜不报忧”的逻辑美化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社会,而关于近年来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与困境所暴露出的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弊端却只字不提。对此,我们要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造成贫富差距、经济危机并最终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规律及趋势,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狄英娜

Tencent: 新加坡学者:中国现在需要强势的习近平

新加坡学者:中国现在需要强势的习近平
时政新闻侠客岛2015-03-21 22:58
我要分享
87

今天,侠客岛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一番对谈。这番谈话,从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因“乌龙”而火了一把的李光耀先生谈起,对新加坡带来的启示,以及习近平所推动的四个全面,强势反腐的意义,进行了一番剖析。

如何看待李光耀?

李光耀先生我见过他很多次,非常的佩服。他确实是新加坡的国父,自从被马来西亚赶出来,被迫独立之后,新加坡只用了一代人就发展起来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要知道世界上小国家多得是,有几个发展成这样的?北欧那些小国,也是用了一百多年才发展起来。

我觉得,二战以后反殖民的独立国家,他可能是最后一位政治强人了,跟他同辈的伟大政治人物,他是最后一位了,再也没有了。对他评价高的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抵如此。他从不空讲理想,而是讲可行的理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时时以国家利益为重。新加坡人对李光耀非常敬佩,因为他所做的就是为了新加坡。

他对西方媒体说过很有名的话,大意就是,我是新加坡人民选举出来的,你们不是。我总结,这就是新加坡取得那么大成就的原因。他的想法是,只要我这个政策是为了新加坡社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即使很多人反对,也要坚决执行。

治理新加坡时,他有太多方面要考虑。今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小国从第三世界跳到了到第一世界,从低收入国家,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且没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一路发展到了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到了5.5万美元级别。

在考虑这些成就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新加坡真的什么资源都没有,就连喝的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

现在有年青一代批评他,但我觉得光看这个成就,李光耀就了不得。

李光耀与中国

我想李光耀,或者说新加坡,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分多个阶段的。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基本上就在构思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直到南巡以后,正式提出向新加坡学习。早期,中国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感兴趣;后来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对新加坡的金融制度感兴趣;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时对工业园区感兴趣;到了天津生态城,是对新加坡的环境与生态发展感兴趣。

其实大家心里一直觉得应该学习,但是不太提的一个方面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如何构建出了清廉的政府和法治的社会,而且也是在一党独大的前提下完成的。

这些年因为我两边都跑,感觉到中国还需要学习新加坡的精神。当然很多官员都说,那么小个国家我怎么学?我觉得那都是借口,大国小国都值得取经。国家大小不是问题,小国家反而不好治理,因为小国家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强,所以不能犯错误,一定要科学决策。你看新加坡建国以后,从没犯过重大错误,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好好学习。因为我们在夹缝中生存,所以格外谨慎,在冷战中没有犯错误,冷战之后也没有犯错误。

还有新加坡的政党开放性。基本上,是执政党的开放造成了自身的强大,他们真的敢于用各个方面的人才。中国现在也逐渐在开放,比如最近任命清华校长当环保部长,这和新加坡是很相似的,我们政府中很多人才都是从社会上录用的,不能光从官僚体系培养,那样太僵化。

如何看待习近平?

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只有当你成功了,人家才会敬佩你。今天很多人到中国来,那是因为中国做成功了。如果你失败了,who cares?

我觉得强势和强硬,要看你做什么,中国领导人里,第一代毛泽东、第二代邓小平都是政治强人,但是人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家庭或小圈子的利益,而是为整个国家的,他们做事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可是你看现在,反腐败中揪出来多少小圈子和组织?甚至许多领导层的性质也在变,一些领导人慢慢就没有了大格局,做事只为自己的家庭和小圈子考虑,你看看周yk、令jh,以及军中一些大老虎,都是典型。

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会面临关于国家发展的多重意见。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应该像李光耀那样,不care,为了国家前途,展现出政治人物的担当。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老百姓的尾巴。

所以现在,像习近平这种强势还是很需要的,这种强势就是一种大格局,意图将中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到下一个阶段。十八大才过去三年,他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把顶层设计做了出来,下一步就是看要如何落实下去。

权力本身不是目的,权力是要附带着责任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我说,习近平是一个敢于负责任的人。

习近平见过李光耀,如果他能像李光耀一样,把权力的强势最终转化成制度,那将是值得敬佩的。去年的四中全会讲法治,就是这种思路。

我想对于习近平来说,所有这一切,重点都在于执行、执行、执行。

如何看待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你倒过来看就比较清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最后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顺序。

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后来发展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其实是中产阶级观念,因为中国社会现在还是中间小两头大,中产阶级不够强大,但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这是你评价一个政府工作如何的最佳标准。中产阶级比例大了,就意味着消费社会的来临,社会稳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但目前中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李光耀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抓住了“关键的少数人”。他对1978年来访的邓小平说,未来大陆一定会成功。他的理由是,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

亚洲国家成功的关键都是抓住“关键的少数人”,日本的明治维新如此,韩国也是如此,中国搞建设也需要关键的少数人,搞不定的话,对整个国家都不利。所以应当从关键的少数人抓,一步步走到依法治国,并以法治来推动深化体制改革。

中国反腐与法治

我们需要去探讨,在一党执政下的法治体系应当是怎么样的,司法体制要怎样独立,宪政体系是怎么样的,以及怎么做才能达到目标,这个是很重要的。

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我现在这样就行了,比西方还好;一个是这样根本走不通,必须要替换成西方那样。这是左右极端的分歧。但你要正视现实——香港过去是港英当局执政,连政党都没有,但是司法也搞起来了;新加坡一党独大,但是法治也发展起来了。

所谓rule of law,一个是立法,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由执政党控制的;一个是法律到位了以后,司法领域的问题就应该由专业人士操作。

当下的反腐败,纵向来看,从中国历史来说,至少可以和朱元璋时代相比了。横向来看,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比如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也是大规模的反腐。虽然要经历短期的调整,但长期来说对经济是有好处的。

中国当下的反腐败可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和机遇。如果习近平不反腐,再过十年你就反不动了,那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变得很强大,如果最后从经济寡头转成了政治寡头,就会像以前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那样。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遇,一反到底。

采、整/司徒格子

People’s Daily: 中央纪委亮出“反四风地图”

申孟哲 胡程远
2014年04月17日05:0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 字号

  公款违纪案例类型

  受处分官员级别分布

  4月14日,中央纪委网站“曝光台”再次通报220个各地违反“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央纪委发布“曝光”案例的频率,由过去的一月一报,变成了一周一报。

  据本报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在中央纪委网站的“曝光台”上,全国各省区市、中央与国家机关、国企、金融机构加在一起,已有超过1600名官员、1000多个案例被当作典型案例通报。其被通报的原因,有大操大办婚丧宴请、公车私用、公款吃喝、违反工作纪律等。

  那么,在这份“中国反‘四风’地图”上,各地呈现出哪些不同的特点?被处分的官员都有什么特征?哪些类型的违纪被曝光的频率较高?本报对中央纪委网站“曝光台”开办半年多以来所通报的案例进行了不完全统计,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公款公车违纪最多

  “上班时浏览无关网站”、“违规使用公车接送孩子”、“大操大办儿子婚宴收取礼金”、“违规接受被管理对象宴请”、“违规中秋节公款购买发放月饼”……翻开被中央纪委曝光的案例,诸如此类的被通报理由不时出现。

  “事无巨细”,是这些通报理由的共同特点。

  在本报的统计中,官员被通报处分的违纪行为,大约可以分为4大类:

  涉及公款的违纪,包括公款旅游(含出国、出境)、公款发放实物及现金福利、公款购物、公款娱乐、公款吃喝、违规公务接待、公款使用违纪(如私设“小金库”、违规报销等)等。

  在统计中,本报发现,公款违纪成为全国被通报案例最多的违纪类型。在全国的1000多个违纪案例中,涉及公款的违纪案例有近400个,占比达37.3%。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公款旅游,达23.2%;公款发放现金和实物福利紧随其后,占22.3%。在多地的通报中,单位“一把手”由于在节日期间违规给员工发放月饼、水果、购物卡、提货券等而受到处分的案例比比皆是。

  公车违纪,包括违规购买配备公车、公车私用等。其中,“公车私用”一项,成为全国案例最多的单项违纪类型——在被统计的1000多个案例中,涉及“公车私用”的有154个,占比达14.2%。

  涉及党员干部工作纪律的,如违规建设楼堂馆所、办公用房超标、大操大办婚丧宴请、违规收受礼金红包、失职渎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其中“大操大办婚丧宴请”的案例达到130个,占全国违纪案例的12.1%,成为名副其实的处分“重灾区”。

  涉及日常工作纪律的违纪,如工作日午间饮酒、上班迟到早退不请假、上班时间浏览无关网站、玩游戏、工作时间娱乐、赌博等。

  公车、公款违纪案例多,不仅是全国各省市的“通病”,也适用于中央及国家机关、国企甚至是纪检监察系统内部。

  在中央及国家机关被通报的28个案例中,涉及公款违纪的有13个,涉及公车私用的则有5个,二者相加的比例占到46%。而在纪检监察系统内部被处分的22名官员中,违规接受宴请的就有10名,因受贿被处理的官员有4名,另有2名因大操大办婚丧事宜被处分。

  违纪行为的“地域特色”

  在被通报的案例中,不同的省市、不同国家机关之间,还因为不同的特点显示出某些“地域特色”。

  比如,在上班时间由于打麻将、打牌而被通报的违纪案例中,全国排在前3位的,是贵州、湖北、四川3省,3省的总和,占到全国总数的67.7%。

  因“工作日午间饮酒”被处分的案例,最多的是山东和河南两省。其中,山东因为午间喝酒被通报的有8个案例,还有4个酒驾案例——仅“涉酒”一项,就占山东全省被通报案例的近1/10。

  而在因“人情礼往”被处分的案例中,全国排名前3的是辽宁、黑龙江和四川。3省的大操大办宴请案例,共有41起超过全国案例总数的1/4。但在其中,黑龙江和辽宁除大操大办婚丧事宜之外,还有许多涉及子女“升学宴”、“乔迁宴”等。大操大办此类宴请的官员,多数同时还有收受礼金、借机敛财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背景下,在被通报的案例中,专门有一项是“扰乱经济秩序”,如对企业吃拿卡要、乱收费、乱作为等。同时,官员的不作为与失职,也经常成为被处分的原因。

  如甘肃,被专门通报了有关的23个案例,占该省违纪案例总数的近1/3;河北的秦皇岛市,也被专门通报了5个与此有关的案例;而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中,涉及此类违纪案件最多的是教育部,在全部的10个违纪案例中,有8个涉及乱收费。而在广东省,因为不作为、失职而被处分的案例就有9起,超过该省全部案例的20%。

  同时,在一些地方,由于去年被专项整治的“文山会海”现象依然没有改观,因此也被纪委点名通报,而这种通报批评、责令整改的对象,则是某些政府部门甚至是地方政府。比如云南省就通报了楚雄市商务局、开发区文件多、会议多的问题,湖北省汉川市政府则因超发文件被曝光。

  此外,涉及基层的案件,也在多个省区被单独列出。如在山西,有22起基层信访案件被通报,占该省全部案例的27%;宁夏、吉林也分别单独列出了8项和贪污截留惠农基金有关的案例,分别占到两省案例总数的61.5%和22.8%;广东省也单列出了10起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在这些涉及基层的案件中,大部分的违规主体是村干部,他们的行为则包括贪污挪用集体资金、截留各种惠农款项和补贴、违规征地、变卖集体资产、转卖矿产资源等。

  而如果简单地统计上报违纪案例数量的话,全国各省区间的差距则更大——被通报案例最多的是山东省和山西省,分别有83个和80个案例,加起来占全国总数近17%;案例最少的则是上海市,只有2个案例被通报,其中包括去年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的“法官嫖娼案”。

  基层干部占比最大

  案例曝光了,处理的都是什么人?

  据本报统计,在全国被处分的1600名左右的党员干部中,基层干部占绝大多数。在全国各省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被处分的官员中,县处级干部有300人左右,不到20%;厅局级干部有52人,省部级干部只有个位数。剩下的1200多名干部,多数是处级以下的基层干部,包括基层公务员、村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临时工”。

  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处分基层干部最多的是湖北省和湖南省。在湖北全省被处分的31名干部中,只有1名是县处级干部;湖南省处分的61名干部中,则只有5名是县处级,被处分的基层干部比例近92%。

  而处分“高级干部”最多的省市,则是北京市和山东省。在北京市被处分的40名干部中,县处级有31人,厅局级有8人,二者相加的比例达到97.5%;而在山东被处分的近百名干部中,县处级有30人,厅局级有9人,相加的数据比例也近40%。

  那么,这些官员受的都是什么处分呢?

  根据统计,这些处分分为三种:党内处分、行政处分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在党内处分中,按照严重程度,依次会给予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而在行政处分方面,则有行政警告、行政严重警告、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行政降级、行政撤职、开除公职等。

  由于有些干部身兼党政二职,因此在接受处分时,可能同时被党内处分和行政处分,因此,全国被处分的1600名左右的干部,共受到了1800多个处分。其中,需要接受组织立案调查、甚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大多性质严重、涉及犯罪,因此占比相对也较小。党内处分和行政处分,是占比最大的处分类型。

  本报统计发现,在党内处分中,经常被使用的是“党内警告”和“党内严重警告”两种处分方式,在统计中,党内警告出现了440余个,党内严重警告则有360个左右;在全部的950多个党内处分中,这两种就占到了84.1%。受此类处分的官员,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而在行政处分中党内处分类似的是,行政警告和行政记过的使用方式也非常多,二者相加的总数占比达76.8%。据了解,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还不得晋升工资档次。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不在党政处分序列中的处理方式也高频出现:“诫勉谈话”与“免职”,分别被使用了217次和136次,比行政警告和记过处分的使用次数还要多。前者一般是由纪检部门对党员干部进行谈话训诫,重在防范“小病”苗头;而免职虽然不算是党政处分,但是在中央纪委的曝光中,这种处理方式已经称得上是“下狠手”。

  前文已经提到,在全国各地通报的案例中,除了“违纪”,工作不力、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等也成为被通报的重要内容,这样的特点也解释了这一数据。这一数据体现出,除了“治病”,通报违纪案例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治庸”。这也呼应了“既要做清官,又要当能吏”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