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 in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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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at the Helm


People’s Daily: 如何跟上习近平新闻理念
Haiwainet.cn 习近平:一些干部为仕途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
Consensus Net: 萧功秦:习近平新政两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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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media, censorship, and intimidation
Legal Daily: 2015年中国“扫黄打非”将以互联网为主战场
Xinhua: 中央网信办的2014年:互联网治理革新者和“建筑师”
国家网信办:50家违法违规网站及公众账号被依法关闭
Global Times: Prophet on ‘Charlie’ cover
Commentary: Against abusing free speech as against abridging it
Washington Post: China uses long-range intimidation of U.S. reporter to suppress Xinjiang coverage
Die Zeit: They have Miao
China Change: Zuckerberg Is Not Exactly Being Honest about Defen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Media Watch: Witness to First Shot in Charlie Hebdo Killings Angry at CCTV

China and the World
Global Times: 阎学通:整体的“周边”比美国更重要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Putin’s iron rule: back in the USSR
People’s Daily: Expert: China’s diplomacy of words and of deeds

The most worrying thing is that China “wants nothing” but is assessed by foreign counties as “wanting everything”.

Xinjiang
People’s Daily: 10 Turks detained for helping terror suspects fleeing China

Police in Shanghai have detained 10 Turkish nationals who allegedly provided assistance for terror suspects in Xinjiang.
According to the Beijing-based Global Times newspaper, 11 other people, including 9 terror suspects from Xinjiang, were also been taken into custody in November 2014.
The newspaper says the 10 Turkish detainees are accused of providing fake Turkish passports for terror suspects. The alleged terrorists were trying to leave China illegally through Shanghai Pudong Airport. Each of them had paid 60 thousand yuan for an illegal passport.

The excesses of the rich

Son of Chinese billionaire hires T-ara for birthday party performance

After the party, Wang updated his weibo with six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 photo of T-ARA’s performance stating simply “With money, do as you will. Hehe ~”

Weibo: 有钱,任性。嘻嘻~

Rule of law
The Paper: 湖南“提前泄露”张家界涉黑案刑期,当事人告媒体侵犯名誉权

Coal, gangs and politics in Shanxi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ensored Chinese report links mystery coal tycoon Zhang Xinming to political elite

Mainland censors yesterday pulled a media report that alleged links between mysterious Shanxi coal-mining tycoon Zhang Xinming and a number of high-powered political figures.

The report by mainland business magazine Caijing described how Zhang, once the richest man in Shanxi, was allegedly mired in a world of murky coal mine deals, corruption and illegal financing.

The article went viral online and was pulled because it alluded to several high-ranking officials and relatives with close ties to Zhang.

Among them were three retired Shanxi leaders: former provincial party bosses Tian Chengping and Wang Maolin, as well as a former deputy party boss Yun Gongmin.

The cadres were not named in the original report but other media outlets published the names when they reprinted the story, sources said.

The Caijing report also said Zhang had close ties to the son of a major political figure, a reference understood to be to He Jintao, son of former anti-graft commission head and Politburo member He Guoqiang.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reviously reported that He Jintao was under house arrest amid the investigation into former China Resources chairman Song Lin…
…The report said that Zhang built his coal mine empire in part by conspiring with police to launch investigations into coal mine owners. He would then step in to “help” the owners in return for shares in the firms or by fleecing them through his Macau operation.

山西政法无间道:黑帮成员考警校 卧底当内鬼
2015-01-12 06:54:25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李廷祯

  山西的黑道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演变为攀附公权,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这既加剧了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也造就了当地官匪一窝的奇观

  《财经》记者 李廷祯/文

  1月8日,中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通报了2014年反腐斗争的成果。黄树贤强调,要“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责任”。

  十八大以来,山西作为反腐败主战场,已有大批大、中、小官员落马,其“滚雪球”效应令人瞠目。

  去年10月,中央一日内对山西省委常委“进五退一”,不啻为大换血。按照山西官方媒体的说法,目前山西新班子的中心工作有三:打黑、纠风与反 腐,“打黑”被放在首位。这样的安排,与该省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的一番讲话有关。王说,太原市三任书记、三任公安局长出问题,全国罕见,“省部督、转的自 2006年以来的14件涉黑涉恶核查线索无一办结”,要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

  显然,山西重手“打黑”,是为了挽救该省崩坍的政经形象。

  1983年以来,中国警方已发起多轮“打黑”运动。这些集中行动的效果明显,每每爆出大案,摄人眼球,却未能遏制黑恶势力在许多地区的纵深发展,山西即是一个重灾区。

  从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看,中国某些区域的黑恶势力早已完成原始积累,从最初的打打杀杀、劫财敲诈,演变为公司化、高科技化、国际化运作,并公开、半公开地从事黄赌毒、跨境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在此过程中,黑道通过腐蚀官员、攀附权力,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

  在山西,这一点尤为明显。煤炭业黄金十年,使得该省黑金涌动。与之相关的产业链,缔造了大批腐败官员,亦寄生着诸多吸榨“黑金”的黑道“豪强”,二者结伴而行、劫掠共生。

  号称“太原地下组织部长”的张新明,正处于这场黑金交易网络的核心。30年前,他不过是一名贫困山区的年轻农民,渺如一粟;但此后,其转战军 界、铁路、化工、矿业,在太原、山西乃至北京官场、商界呼风唤雨,财富增至百亿级巨。官场腐败,从来都是黑社会滋生、做大的土壤。黑道势力在山西绵延进化 30年,已让不少人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

  因此,正在山西展开的反腐与打黑相结合的行动,可谓正中要害。

  “混混”的早期岁月

  厂矿子弟结伙而行,好勇斗狠、打打杀杀,是“文革”后黑恶势力的主要特征

  山西大部,古属燕赵,民风彪悍,“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此种民风,曾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山西造反总指挥”杨成效,太原十三冶建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头目,“文革”初期多次率队大规模武斗,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其揪斗而死。1969年7月,中共中央针对山西专门发出“723”通告,勒令停止武斗。

  随后山西被军管,杨成效被逮捕、枪毙。但杨的大名响彻三晋,“文革”后崛起的各路混混,多尊崇其为黑道祖师。

  “厂矿子弟多,待业青年多,打架斗殴多,小偷小摸多”,是彼时太原的特点。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老干警称,当时的五一路、解放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帮“小混混”。太原除了“傻大黑粗”,还有一个著名绰号:华北第一贼城。

  1983年-1987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严打”,山西诸多“大哥”因此留下前科。

  其中之一,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子弟、“山西贼王”王彦青,以撬窃企业保险柜闻名,“比别人用钥匙开得还快”。王的父母,是该厂子弟学校教师。

  因偷窃金额巨大,王彦青被判死缓。但这个年轻人功夫了得,进入汾阳监狱后,凭拳头当上“牢头”,随后组织了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地道战”,以图越狱。

  1988年冬,王彦青率领11个狱友脱狱。随后两年,王多省流窜,先后杀死16人、杀伤13人,抢劫汽车、撬盗保险柜无数。

  1989年王彦青潜回太原,躲在已释放的狱友武双喜家,被建矿派出所女民警刘文英发现,王开枪杀刘,震惊警界。

  1990年春,王彦青在湖南嫖娼时被查获,一番枪战后落网。被押回山西后,王和警方讨价还价,大吃大喝数日,才交代一处埋尸地点。最后,其被公审、枪决。

  上世纪80年代,除了王彦青,太原的“道上名人”另有“三明一利”、米家兄弟、“国民党”、“日本人”、“李向阳”、“歪脖子小勇”、“不说理小亮”、王洋、“钢头”,群雄并起。

  米家兄弟中的“拐三”米为民即是张新明未来的亲密盟友,其家族经营宾馆洗浴,黄赌一条龙,名震太原北城。而张新明家乡古交工矿区,一颗“社会新星”亦在升起,但他不姓张,而是绰号“王保儿”的王建军。

  1983年,王保儿因流氓、伤害罪,被古交工矿区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5年改判为十年,1989年8月提前释放。“坐牢成了镀金”,出狱后王保儿变本加厉,在古交欺行霸市、殴打群众,还多次打伤干警,却无人敢管。

  1996年公安部发起“打击团伙犯罪,扫除社会恶势力”运动,“颇有家庭背景”的王因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被判死刑。

  早期的山西“古惑仔”, “主业”多是好勇斗狠,偷窃为生的王彦青反是少数。一位《山西日报》老政法记者回忆,当时每个单位均有一帮子弟,“理着板寸,手臂刺青,穿着绿军裤,背着装有半截砖的军挎”,以此为酷,连报社、大学等文教单位亦不例外。

  也有以“侵财”为主业的“领先者”,譬如王洋、“钢头”团伙。“钢头”真名曹志刚,系太原铁路局车辆段工人,和受过第一次“严打”的无业游民王洋是拜把子。

  山西省高院的判决书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曹王二人多次结伙,和梁海清、“小四毛”任爱军(此二人是未来的重要人物)等人,在太原持枪持械斗殴、抢劫,致死人命,侵财数额动辄数千元上世纪80年代末,此乃天文数字。

  曹王二人很猖獗,得知公安系统正在调查自己后,竟给省公安厅长寄去两颗子弹。1992年,两人均被判极刑。

  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黑恶势力,绝不止于太原一地。杀人越货近百起、制造了“百万元绑票大案”的大同王顺团伙,后来震惊全国的“运城狼帮”,此时均已崭露头角。

  张新明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径:早期在家乡下煤窑、拉平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中铁十二局手里买了一辆报废卡车,为古交水泥厂拉石头,这是其进入运输业的第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末,张借用中国煤炭博物馆劳动服务公司的手续,在太原北郊向阳店铁路专用线发煤。甫一出道,张新明就知道依附权力赚钱,远比只会打打杀杀的混混们高明。

  张新明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不同于那些胸前臂上纹龙刺剑的街头霸王,这亦是官员愿意与其交往的一个因素。

  “黑社会性质组织”

  “一丁二伟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满林为大”,以敛财为目的的,在上世纪90年代纷纷成型

  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公安机关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成为主旋律。

  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山西警方“打黑”主战场,并不出在各大工矿区,而是在粮食产区晋南。

  第一大案,当属1991年破获的运城“狼帮”。以运城传染病医院锅炉工张永强为“帮主”的23人团伙,从1988年起,到处网罗“两劳”释放人 员、流氓无赖和卖淫女,使“狼帮”很快发展成拥有60多名骨干、100多人的特大流氓集团,其“盈利模式”,是安排卖淫女“放鸽”敲诈、聚赌放胡、拦路抢 劫。

  “狼帮”最大特点,是武器先进、堪比正规军。其拥枪100多支,其中一支“五四”手枪归帮主使用,还有微型冲锋枪1支,半自动步枪2支,五连发仿制手枪20多支,单、双管猎枪80余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20余枚,烈性炸药20多斤,管制刀具百余把。

  警方对“狼帮”的最后定性是:一个以社会渣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1994年5月,运城司马光祠堂被盗,盗贼将11尊泥塑雕像的头部锯下,走私到海外。新华社内参报道后,中央领导批示:“山西是古代文物集萃地,一定要保护好地上地下的文物。”紧接着,晋北忻州一带的群体拐卖外地妇女事件,亦被媒体曝光。

  为此,山西警方展开了专项“严打”,史称“南征北战”。在彭真的老家侯马市,“侯百万”、“郭千万”两个特大文物涉黑集团浮出水面,警方抓获了125名“盗墓贼”。

  侯林山、郭秉霖两人,盗掘、走私春秋战国古墓,“富可敌市”,百万、千万绝非夸张,其经济实力已可和地方政府抗衡。彼时,两个犯罪团伙高薪养 人,马仔均拥有汽车、摩托、大哥大、传呼机、“五连发”猎枪,硬件、火力远胜警方。后来,以其人其事为原型,还拍成了一部电视剧。

  此案要害,在于这是山西首个暴露出“政界警界保护伞”的涉黑案件。山西省公安厅正科级侦查员范文龙,侯马市委副书记张洪生、政协主席李刚、政法委书记许进学,公安局副局长贾守德、路西刑警队副队长刘林、干警周志国,侯马市浍滨办事处副主任姚河平等人,因此纷纷落马。

  1995年,一起更加震撼的大案发生,即“629抢劫运钞车案”。此案已非警员给黑道提供保护伞,而是警察直接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

  四名案犯是白法义、徐成吉、芦裕山、徐存科。其中,徐存科是太原公安局防暴队中队长。抓捕徐存科时,徐的同事郭曾中弹牺牲。最后,愤怒的太原警察将躲在家中的徐存科当场击毙。其余三人,最后全部被判死刑。

  1997年,我国修订《刑法》,在第294条中创造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一概念,定义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000年12月,最高法颁发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四个方面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其中第三条是“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从这些司法条文看,“狼帮”、“侯百万”、“郭千万”、徐存科团伙时期,正是黑恶势力向演进的关键节点。

  太原上世纪90年代的七大犯罪团伙“一丁二伟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满林为大”,无不带有鲜明的特征。

  上述对联中描述的七个人,分别是指丁巍、林二伟、曹志生、任爱军、米新民、郭喜平和绰号“三马虎”的李满林。

  上世纪末,在太原解放路,“拐五”米新民因捅死“道上”另一大哥“小鱼胖”,从此亡命天涯。2014年张新明落网后,“拐五”在其兄“拐三”开办的太原“金大酒店”被擒。其余六人,均在本世纪初席卷全国的“打黑”中落网。

  七人中最有名的,当属李满林。1986年,17岁的李满林和朋友去太原绿柳巷跳舞,一个叫王强的人踩了其朋友的脚,李满林等人便手持菜刀,将王强砍死、王的同伴刘晋平砍伤。随后,李因流氓罪被判刑两年。

  刑满释放后,李满林开始纠集昔日狱友、刑满释放分子、劳教和有劣迹的社会混混,通过设赌抽头、放高利贷聚敛钱财,势力逐渐壮大,成为称霸一方的“山西赌王”。

  1993年,李满林手下、绰号“李向阳”的吴铁虎,到“小四毛”的势力范围太原华洲宾馆设赌。“小四毛”命人把吴绑到太原东山痛打,还敲诈了几千元;随后,李满林另一手下“赖黄毛”张海默,又被“小四毛”和任晓峰打伤。

  为了报复,李满林率队持枪,在太原柳巷老字号“大观园澡堂”和“小四毛”团伙火拼,当场打死杜大忠,重伤任晓峰。从此,小四毛对其服软。

  一位和李满林哥哥李茂林有过交往的太原人告诉《财经》记者,“三马虎上面有人,太原、省里和北京都有。”“大观园”火拼后,李满林很快被取保候审,成为黑道传奇。

  李满林锋芒毕露,且“上面有人”,丁巍、林二伟、曹三胖等人纷纷避让,尊其为“大哥大”。

  1994年开始,李满林的赌场遍布太原,宛若内陆澳门。山西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往往一场豪赌就倾家荡产。欠下李满林团伙的高利贷,必须及时偿还,否则必定断胳膊断腿。

  设赌放贷让李满林财大气粗,其常到澳门葡京豪赌,输赢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已是常事。

  2003年元月,被称为“山西涉黑第一大案”的“三马虎”黑社会组织团伙案宣判:李满林死刑,处罚金800万元;其余27名罪犯或死缓、或有期。

  这一时期的山西黑道,除了明显的暴力敛财,“公司化运作”已开始出现。

  早年曾追随王洋、“钢头”的“小四毛”任爱军,从1996年起,与几名香港、广东人合伙,在太原秘密开设多处赌场。1998年,任爱军使用虚假 的银行票据分别虚报100万元、2250万元注册资金,注册了太原市“任氏达”贸易公司、太原市“国平”工贸公司,开立银行账户,通过转账、提现,掩饰其 犯罪资金的来源和性质。

  2002年12月,任爱军因犯有组织领导罪、绑架勒索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赌博罪、洗钱罪等14项罪名,被判无期徒刑,但目前已出狱。

  当混混遭遇大佬

  混混的软肋是逆体制,与政法力量对抗,这让他们注定无法从“黑恶势力”向更高阶段演进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张新明,还不是新闻人物。

  开始发运煤炭后,张新明的婚姻发生变化,其和乡下的发妻王艳离婚,迎娶了太原铁路局运输处主管的“千金”李艳清。

  彼时运力短缺,掌握车皮的铁路货运部门炙手可热。显然,这门婚事使张的煤炭发运业务如虎添翼,这也是张迈向上层的关键一步。

  1992年之后,受小平南巡鼓舞,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而“双轨制”亦在部分领域制造了不少混乱。“工农商学兵,一起来经商”,是当时一大奇观。

  彼时的张新明,突然“入伍”。一份资料显示,1992年,张新明通过关系,挂靠到中国武警部队(廊坊)学院,成立了武警学院山西经营总公司,后又挂靠武警黄金部队和森林部队,利用部队提供的军牌运煤。此间,张一直想转成现役,但始终未遂。

  2014年5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张称其武警身份是真实的,“1986年进入武警学校,契机是武警从地方上招纳生产经营人才。到1993年,开始担任内蒙古森林武警总队综合训练基地主任,兼任华北黄金实业集团董事长,后者为武警的三产企业。”

  真实情况是:1994年2月,“太原南郊个体户”张新明和武警黄金指挥部生产经营部签订了联办企业协议,武警部门向张新明提供15副军牌(实际提供10副),收取车牌管理费。

  1994年,给黄金指挥部上缴了40万元后,张新明改投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安森生产经营公司”,该公司给张新明发放了58副车牌。1995年-1998年期间,张新明向森警总队上缴管理费290万元。2000年元月,森警总队又分得80万元和两辆车。

  上述事实,均被写进了山西省产权事务中心2000年对“山西华北黄金实业集团公司”做出的《产权界定意见书》中。

  “傍”上军队,是张新明的关键一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张新明三兄弟在太原长治路建设了金业公司新办公楼。1998年,国家禁止军队经商,张与军队脱钩,开始正规的公司化运作。

  人脉和财富的增长,使得张新明家庭出现新一轮“内乱”。1998年,妻子李艳清怀疑张新明和公司女出纳倪燕萍有染,于是花钱买凶,希望教训一下倪。

  山西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显示,1998年4月21日,预收了李艳清4万元的张文革和史晋慧二人,由张文革驾车、史晋慧携刀,来到倪燕萍家楼下等 候。等到倪后,史晋慧朝其腹部、左臂处刺了数刀后逃窜。为了制造假象,史晋慧同时抢走了倪燕萍的皮包。法院判决书还显示,皮包里有倪的“警官证”。

  事发第三天,李艳清被抓获。张文革、史晋慧则逃往四川,不久后落网。

  上世纪80年代的首轮“严打”,张文革因流氓罪和扒窃,被拘役和劳教过;而史晋慧也因盗窃罪被判八年。张文革和“三马虎”等人亦有交情,自认为在太原杏花岭区大小算个人物,并不畏惧警方和张新明。

  李艳清雇凶一案,经过太原中院、山西省高院两级审理,最后史晋慧被判死刑,张文革和李艳清被判无期。判决书显示,量刑较重的原因,是杏花岭公安分局鉴定倪燕萍“构成重伤”,省高院司法鉴定认为“倪燕萍生殖功能重度损害达到伤残五级”。但是,倪后来成功怀孕产女。

  三人均不服判决,家属全部开始上访,控告张新明、杏花岭区公安局长邵建伟以及法官,但张始终屹立不倒。

  对张新明而言,社会混混不足为惧,与手握铁路货运大权的妻子家族反目为仇,却异常凶险。但张最后摆平此事不仅迎娶了倪燕萍,“李艳清也没坐牢多久就出了狱,现在全家已和好”。

  “古典混混”和“现代大佬”的偶尔交锋,前者惨败收场。

  外籍黑帮崛起

  警方将本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大规模铲除后,突然出现的地下权力真空被外籍黑帮觊觎、占据,这是“打黑”前不曾料到的一幕

  本世纪初,随着大规模“打黑除恶”,太原以及全山西省一批著名“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土崩瓦解。

  突然出现的“地下权力”真空,吸引了以东北和新疆为代表的外地黑帮向山西渗透。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干警称,“在本地混混的压制下,这群人以往比较老实,不成气候。本世纪初,集中打击本地黑势力后,这群人突然崛起,人丁兴旺,至今困扰省城治安。”

  2005年12月2日中午,太原最繁华的商业区解放路和水西关交叉口,近百名新疆籍人员手持长刀剧斗,致使2人死亡,多人受伤,场面惨不忍睹。

  警方事后查明,2005年以来,新疆莎车籍人员和墨玉籍人员在太原争抢地盘,时有冲突。莎车籍团伙为把墨玉籍团伙赶出太原,从2005年10月份开始,精心策划了这场殴斗。

  一周后,警方组织500余名警力,对莎车籍嫌疑人展开集中搜捕,抓获76名犯罪嫌疑人,缴获管制刀具81把、棍棒22根、斧头3把。21名长期在柳巷、朝阳街服装城以及公交车站偷窃的未成年惯偷,也全部由民政部门送回原籍。

  这种有组织的依靠新疆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繁华商业地段大规模盗窃、抢劫,已具备的犯罪特征。“但没有好的办法”,“抓了放、放了抓,撵走又回来、春风吹又生”,当地一些干警极为苦恼。

  2005年12月20日和22日,太原学府街和长风街又发生两起类似殴斗事件。殴斗的几十人个个臂裹白毛巾,手持棍棒,均操东北口音。

  2005年12月24日,太原警方在省体育场抓获54名持械的东北籍犯罪嫌疑人,并收缴手枪1支;随后,又有70名手持凶器的东北籍犯罪嫌疑人落网。

  经查,这些东北籍疑犯的“主业”,是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从事“看场子”,控制娱乐场所“小姐”,并常在一些老板、城中村村官的雇佣下,聚集几十人、上百人乃至数百人,进行“摆场子”、打砸等暴力犯罪。

  除此,东北籍黑帮还多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设局赌博、敲诈勒索、吸毒贩毒、护送黑车等暴力违法犯罪活动。

  “外地籍人群涉黑犯罪问题,困扰着整个山西,至今没有彻底解决。”山西省公安厅一位退休干部坦言。

  彼时,张新明麾下的金业集团,也被卷入这一问题。

  2004年元旦深夜,金业集团的保安队长曹连尉、保安曹连胜两兄弟,率领其余六人,在山西省委大楼斜对面的人行道上,将东北人付士玲当街枪杀。

  付士玲,辽宁抚顺无业人员,暂居太原,人送绰号“付老大”;曹连尉,吉林安图县人士,绰号“曹老大”。

  按照警方的说法,曹氏兄弟在给金业集团担任保安的同时,还在太原从事“护场子”,向一些歌厅强行收取“保护费”,和“东北同行”付士玲因为抢地盘发生冲突。

  警方资料显示,曹氏兄弟作案后,找到时任太原小店看守所所长的陈贵峰,请其将作案枪支藏匿。陈贵峰随后将两支制式连发猎枪抛于小店区一水渠内。在法庭上,陈贵峰称自己与曹氏兄弟是多年的朋友。

  曹连尉至今在逃,故枪支来源不得而知。但有金业集团原职工实名举报称,起因是张新明本人在唐都酒店消费时,和“看场子”的“付老大”发生冲突,而非曹氏兄弟。“曹氏兄弟只是保安,陈贵峰自称和他们相交已久,有点奇怪,自降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自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中国各地开始海选村官。在土地较为稀缺的城中村,竞争非常激烈。太原不少两劳释放分子,开始利用贿赂和暴力聚拢选票,强买强卖强揽工程,为东北帮“摆场子”带来巨大“订单”。

  向政法界渗透

  进入新千年后,山西一些开始有组织地向政法系统渗透,而“领先一步”的大佬则开始向金融界和政界渗透,利用官员独有的审批权力寻租获利

  2003年至2004年,山西省公安厅破获了吕梁“燕子帮”黑社会组织大案。绰号“燕子”的帮主冯小春初中毕业后,聚拢了一帮同学和混混,替别人打架、讨债。经过数次“战役”,“燕子帮”在当地站稳脚跟,人马逐渐壮大。

  为寻求长久发展,冯小春有意让成员报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帮”成员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阳县公安机关实习、工作。这帮“内鬼”,先后18次为其组织通风报信,助其成员逃脱。

  2004年,冯小春、郝兵锁等67名“燕子帮”成员被抓获,缴获各类枪支47支,其中半自动军用步枪1支,子弹1400余发。郝兵锁被判死刑,冯小春被判16年。

  为“燕子帮”提供保护的中阳公安局长刘植生、纪检书记李保全,亦被移送检察机关。

  同期,山西黑道向政法界渗透的另一典型案例,发生在霍州。2006年1月,灵石县市民李建国在霍州可可西里迪厅被殴致死,牵出霍州检察院干警朱耀轩及在公安局治安科上班的朱耀光。

  媒体调查发现,和朱氏兄弟一起殴打李建国的,有几名通缉在逃犯,和朱氏兄弟是拜把子。随后,朱氏兄弟的政法手续和家族黑社会背景被媒体“扒粪”,霍州黑社会性质组织“光头帮”和“小刀队”为此全军覆灭,其保护伞临汾市委常委王月喜亦被拿下。

  更轰动的“警黑一家亲”案例,当属2005年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当年5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民警李忠义到太原旅游,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和太原尖草坪区刑警大队刑警刘立民发生争执。

  刘立民的“小弟”当地混混张吉、安胜利等人,在省委大楼对面,用大棒、钢管把李忠义殴打致死。该案庭审时,张吉等人当场承认,他们主要依靠偷窃为生,偷来的钱一多半要分给刘立民,法庭一片哗然。

  警匪勾结,甚至警匪合流,成为彼时及未来诸多大案的共同特点。

  2010年,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被中纪委双规。这位曾在临汾致力于打黑的“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06年向黑矿主李克伟索要现金2900万元,价值83万元的汽车一辆,此后开始为李的违法犯罪提供保护。

  2009年,申公元明知李克伟隐瞒矿难正被通缉,仍将其藏匿于儿子在京的房中达三个月之久。2010年李克伟自首后,申公元随即落马。

  2010年的另一桩大案,是阳泉以关建军、关建民、许建军、王红玉为首的涉黑组织被破获。“黑老大”关建军,公开身份是阳泉城区公安局巡警大队长。

  这一涉黑组织,13年来涉及违法犯罪案件46起。专案组冻结该组织资金近2.6亿元,查封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拘留收禁车辆30余部。

  关氏兄弟的一大财源,是垄断了阳泉的“地下赌场”。

  从1997年开始,关氏兄弟就开始在阳泉火车站附近的景都大酒店设赌抽头,随后在阳泉市区开设地下赌场多达十余家,其规模浩大,甚至吸引来了石家庄和北京的赌客上门。

  2005年上半年,公安部在全国发起“禁赌风暴”,严厉打击境内外赌博、赌场。而同一时刻,关氏兄弟大肆扩张,在阳泉市南庄百坊仓库等地开设了啤酒机、蛋蛋机赌场,由专人管理,专人放哨、专人专车接送赌徒。

  如此无畏,完全仰仗关建军的巡警大队长身份。

  而在太原,这场“严打”,让张新明的“战友”武全旺被迫跑路。不久,“三马虎”、“小四毛”时代的老大、马仔们纷纷出狱。这些人一个共同选择,多是奔赴澳门赌场,加入从内地吸引客人到澳赌博的“洗码仔”队伍。

  这种洗码仔,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澳门本土洗码仔,不靠抽取投注额1.2%的码粮生活。他们赚取的是客人去澳门赌博时所带赌资的“提成”,额度可达到赌资的40%。

  曾在澳门打拼过的一个太原籍洗码仔介绍,山西籍洗码仔群体,在澳门势力庞大,所吸引来的山西客人,其下注量已和江浙客人齐名。一些洗码仔,早已不单纯靠洗码为生,而是开设了大户室,成为部分大型赌场的合伙人。

  这些洗码仔中的佼佼者,有梁海清、绰号“兔兔”的刘明礼、绰号“六毛”的刘庆元、原“三马虎”团队成员“臭鸡蛋”、大同谢江、古交武全旺、榆次侯连会、晋中赵幸福等人。甚至到了后期,张新明和其大哥张新跃,也积极加入了这门生意。

  这种洗码仔,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间。在澳门,赌博合法,但多倍托底式的大额下注不合法;在大陆,通过地下钱庄将大额现金和存款转移到境外,是涉嫌洗钱。而对赖账者暴力拘禁、讨债,更是不被任何一处法律所允许。

  2009年,山西晋城公安局在局长李亚力的安排下,一举端掉了赵五庆、崔晋霞和毋红梅三个跨境赌博中介组织。当地公安机关在对三个案件的梳理中,发现了赌博代理人的一些“秘诀”。

  首先是寻找当地有钱人,类似于营销学里的“顾客精准定位”。在山西,豪赌逐渐成为煤炭行业暴发户的病态生活方式。赵五庆的客人中,大多是身价上亿的煤老板,也有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国企经理,甚至国家干部。

  晋城智博煤业公司的老板赵武智,从2007年起,多次在赵五庆的安排下飞到澳门赌博,先后输掉近亿元。“要么跳楼,要么还钱!”在赵五庆威逼下,赵武智煤矿被抢走;陵川县夺火乡夺火村支部书记王志保,承包煤矿发家,最后被赵武智带到澳门,一夜返贫。

  其次是“优质服务”。为了诱惑“财神爷”去澳门,赵五庆们的服务可谓五星级。从代办理澳门通行证到乘机、住店,兑换筹码、甚至提供女人全程陪 赌。赵五庆在澳门太子星厅租设了赌场,由专门人员联络赌徒,为参与赌博的人兑换筹码;还在珠海开办了珠海兆庆贸易有限公司,负责资金流转,通过该公司将赌 资“洗白”。

  赌客一旦输光了钱,借下高利贷,赵五庆会立即翻脸不认人,打手不断上门讨债,甚至不惜故意伤害。晋城警方称,赵五庆等人的涉案额,已经达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2012年,太原市公安局宣布查获了一群暴力讨债的洗码仔。经查,绰号“胖老三”的史建辉,以太原盛辉贸易公司为掩护,频频组团带领太原、晋中、吕梁和临汾的富商,集体到澳门豪赌。

  柳林县老板高继平,因此欠下了史建辉千万元,最后被扣押在太原“嘉怡大厦”62个小时。打手们轮番虐待高继平,逼迫其打下了2400万元的欠条;中阳县煤老板南三平,被史建辉带到澳门赌博,不仅输掉了煤矿,还欠下巨额高利贷,最后被史建辉的打手挑断脚筋。

  在山西采访时,所到之处,皆能听到当地一些煤炭富豪在澳门输得倾家荡产的故事。这种大规模跨境赌博洗钱、暴力讨债,没有警方人员的故意放纵甚至暗中保护,绝无可能。

  山西大规模的跨境赌博和洗钱,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政经生态,导致资金外流,有的地区经济凋敝。

  “张新明案发也与此有关,所以谢江、武全旺也同时被抓。”有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张被带走后两天,在逃多年的“拐五”亦被抓获,其长期躲在“拐三”开办的太原金大酒店里。太原万柏林公安分局一位干警介绍,位于万柏林区的金大酒店和杏花岭区的东金大酒店,全部是“拐三”的产业,长期设有“百家乐”,就是公开的赌场。

  2008年,苏浩接任太原市公安局长两个月,就派人端掉了东金大酒店赌场,抓获133人,批捕32人,“拐三”仓皇出门避祸。知情人士透露,此事“不久就摆平了”,“我们的一些干警,平时根本不敢查金”。

  染指煤炭业

  能源基地独有的产业结构,注定了黑恶势力会染指以煤炭为主的矿业,这成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山西黑道的“主旋律”

  2003年开始,中国煤炭价格节节攀升,从而造就了晋陕蒙地区前所未见的暴富人群。

  一位古交矿主提供的收据显示,2003年,其煤矿坑口价为每吨160元;2005年-2008年四年间,其坑口价分别为240元、450元、850元和1000元。

  黑恶势力一直寄生于利润最高的黄赌毒。当煤炭利润堪比黄赌毒时,自然引来了各种势力的争夺。

  在孙中山题字“以平定煤铸太行铁”的阳泉,“黑老大”兼巡警大队长的关建军,把矿业抢夺战搅得高潮迭起。

  2003年煤炭市场好转后,关建军黑社会团伙先后霸占了平定西锁簧煤矿、平定胡家庄煤矿、平定卓正煤矿、宁艾煤矿、北庄煤矿、昔阳北坪煤业等众多煤矿的经营权;其组织成员还在阳泉市郊区、平定、盂县大开“黑口子”,公开盗窃国家资源。

  阳泉附近的昔阳县北坪煤矿,前身是北南沟村办煤矿。在多次资源整合后,法人代表吴岳林已无力继续投资。关氏弟兄突然介入,表示愿意贷给吴岳林350万元,条件是承包该矿十年。

  关氏弟兄随后引入了福建宏达土石方公司,垫资承包北坪煤业的土石方工程。2009年,早就设计好了的关氏弟兄准备将该煤矿以5亿元价格出售,但 又不想支付宏达公司已垫付的工程款。2009年4月,关氏弟兄组织200余名“混混”,持械闯入宏达公司驻地大肆打砸,造成多人受伤,对方只得撤离矿区。

  法人代表吴岳林不签字,煤矿无法过户,而吴坚决不卖该矿。但在喝了关氏弟兄提供的一杯水后,吴岳林被关建军抓到阳泉戒毒所“强制戒毒两年”。

  同病相怜的宏达公司老板积极帮助吴岳林行政复议,将其救出戒毒所。但紧接着吴岳林又被关建军抓回阳泉,关进戒毒所,反复数次。最后,吴岳林远走广西避祸。

  吴岳林被抓期间,北坪煤业以5亿元被非法出售,更名为“安顺北坪”煤业,开采者亦变更为华通路桥公司。

  关建军落马后,因煤矿手续变更中的诸多瑕疵,北坪煤业所在村委会和华通路桥公司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去年7月,华通路桥董事长王国瑞突然被中纪委带走。有观察者分析,已落马的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和阳泉市原纪委书记王民,或涉王国瑞一案。

  有当地人称,华通路桥公司因采用露天开采,和当地居民经常发生摩擦。而出动“护矿队”站场子,是这些老板的基本方法。

  和阳泉人一样,争矿引发的矿区大规模殴斗,在山西各大矿区居民眼中,已成家常便饭。

  2009年10月12日,山西临县白家峁煤矿的保安科科长李保明,带着两大卡车“打手”包围了占领煤矿的村民,一番械斗后,4名村民丧生;

  2011年6月,福建煤商卓杏生带领200多人,乘坐40多辆轿车、越野车,手持猎枪、大刀、木棍,在晋中市和顺县上元煤矿打砸抢半小时……

  针对煤商群体的黑社会性质侵财案件,亦开始在山西高发。

  2008年4月,临汾“混混”师泽峰等四人,闯入乡宁煤老板刘某家中,将其捆绑蒙面,敲诈了1000万元撤离;

  2010年11月12日,山西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建勋夫妻,被三个觊觎其财富已久的外地人入室抢劫后杀害,媒体称“王为亿万富翁,在洪洞拥有煤矿”。

  提及绑架煤老板,不得不说到与张新明交好的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苏浩。2007年12月,同煤集团热电公司总经理刘丽军遭到绑架,劫匪开价 500万元。刘的父亲,是彼时同煤集团董事长刘随生。时任大同公安局长的苏浩很快侦破了此案,获得一片好评。不料,2011年11月12日,两名男子又结 伴洗劫了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的豪宅,劫走财物5000余万元。

  为了帮助白培中隐瞒财产来源,时任太原公安局长的苏浩操纵干警办假案,最后引发山西官场“连环溃败”,至今余音不绝。苏浩的继任者李亚力、柳遂记亦连续倒台。本是黑帮天敌的公安局长连续三任涉贪涉腐,令人嘘唏。

  对张新明而言,自2003年开始,对一系列煤矿的争夺,一直伴其前行,屡屡成为新闻明星。

  表面看,张“吃相文雅”,并不使用暴力夺矿,但据《财经》记者在古交的调查,这一切均是表象。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张新明家族涉嫌在古交大规模私挖滥采,并频频通过操纵司法,设局对其他矿主进行“趁火打劫”(详见本期“张新明再起底”一文)。

  山西黑道风云30年,其做大做强的轨迹,正和山西官场沉沦同步。在山西官场因腐败而到达崩溃临界点时,黑道亦完成了可怕的升级换代,从单纯的暴力团伙,转型为公司化运作、并向政界警界深度渗透的社会毒瘤。

  万幸的是,清算已经来临。(本文载《财经》杂志417期)(财经网)
(责任编辑:UF035

山西前首富张新明被带走近半年 曾要求市委书记拜山头
2015年01月12日 06:58 环球网 微博 我有话说(9,325人参与)
张新明再起底

中纪委宣布山西是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一位山西律师评论说,“张新明验证了这一结论。他更大的危害,是让许多山西人对社会的前途丧失了信心”

  被带走近半年后,张新明案仍是一团迷雾。

  2014年8月4日清晨,在太原长治路的寓所楼下,华润山西煤矿并购案的另一主角张新明,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带走。随后,他就再无消息。

  从去年4月宋林接受调查以来,华润已有多名高管被陆陆续续带走。这些人包括:华润置地(01109.HK)董事会原副主席王宏琨、华润金融控股公司原CEO吴丁、华润电力(00836.HK)原董事长王帅廷、华润集团协同办原主任张春、华润集团原审计总监黄道国、华润电力原总裁王玉军,以及华润集团副总经理蒋伟。

  这些华润高管,除王宏琨或与金业并购案无关外,其余均或多或少“沾边”。

  张新明被带走后,山西官场亦地震不断,山西晋能集团(原山西煤销集团)董事长刘建中、山西省公安厅交管局长尹喜平、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李建功、山西省煤炭厅厅长吴永平相继被带走。

  上述晋官的分管领域,均与金业集团交集甚深。但其落马是否与张新明案有内在逻辑联系,尚无法判定。

  可以确定的几点是:

  1. 在“二汉”张新明被带走后,张的伙伴谢江、武全旺,太原黑道人物、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通缉在逃的“米拐五”连续落网。其中,谢江是从美国回国后,立刻被限制出境;

  2.审计署正在核查张新明如何获得了大宁金海煤田的采矿权;

  3.中纪委正在冻结张新明的流动资产;

  4.有关部门正在调查2007年的一起古交市黑矿事故,其矿主疑似张新明兄弟。

  张新明、谢江和武全旺的交集,是在澳门大户室设赌、洗码,这多涉及跨境洗钱、暴力讨债。

  大宁金海煤田,因为其股权之争的系列诉讼,已经成为中国司法界的敏感话题;冻结张新明流动资产的目的则很明白—追赃,这也意味着,华润并购案作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二汉”末日

  自2013年中开始,华润山西并购案、华润合伙人张新明的各种瑕疵,被各路媒体反复“扒粪”。其中利益输送的真正实情,迄今无人知晓。

  华润宋林被带走后,媒体普遍猜测张新明会“立即”落马,但这个时间却间隔了近四个月。期间,张新明非常高调,似乎胸有成竹。

  山西省古交市河口镇的一位私企经理称,2014年5月,张在古交市宣布自己“不会有事”,还选择了吉日,在家乡吾儿峁村的庙前燃放了数万元的烟花炮仗。

  2014年6月3日,《新京报》刊出对张新明的采访,张在采访中否认和宋林是利益共同体,抱怨与华润合资后自己被“边缘化”,华润欠他数十亿元拖着不给。

  张另称,他才是“华润百亿并购案”中的最大受害者,并指责华润管理混乱、作风霸道,恳请媒体呼吁救救他。

  此前,张新明正与央企中国保利集团商谈,希望保利收购麾下的“大晋浩天国际拍卖公司”。上述文章见报后,保利管理层开始搁置这起并购。

  被抓前的张新明,在山西的时间并不多。从2014年春天开始,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北京东三环的新大中酒店。这里的几间包房内,有他组织的一个“网络舆论战斗班子”,主要业务是每天网络发帖,攻击和他争夺大宁金海煤矿的诉讼对手、山西沁和能源董事长吕中楼。这些帖子中最扎眼的,是说2001年的山西沁水县国有煤矿改制,造成了800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很明显,这项工作收效甚微,因为其网帖缺乏基本逻辑。稍有能源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煤价是2002年年底、2003年年初才开始起飞,此前国有煤炭企业普遍困难,估值很低。

  这个网战班子的领衔者,是张新明的同乡、澳门“洗码仔”武全旺。前几年,两人因澳门赌债纠纷,在张的举报、操盘下,武两次因涉嫌诈骗被通缉,还因偷越国境入狱,武和家人曾为此到处举报张新明涉黑、操纵司法。

  2014年8月13日下午,在北京北三环一家饭店,《财经》记者见到了武全旺的马仔、浙江衢州人胡斌。胡称,武全旺初中文化,不会写东西,对媒体、网络更是一窍不通。天涯等各大网站及微博上的攻击帖,联络诸多媒体,全是他的小团队操盘。甚至“武全旺”的微博,也是胡在管理。

  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新明雇佣武全旺操盘网战的“对价”,是2500万元,含一家叫“珠海熙熙珠宝投资公司”的资产,武因此被包装成为“著名晋商”。但是,武却拿出了很少一部分钱,把这项工作“转包”给了胡斌,这让其怨言很大。

  彼时,胡斌并不相信张新明已被带走,坚称其是“配合调查”。当晚,胡的雇主武全旺也在珠海一饭店被警方带走。

  此后,胡斌电话就很难打通,但其并未人间蒸发,而是跑到了香港,向吕中楼当面认错,承诺立即删除所有的人身攻击帖子。

  在新大中酒店的团队中,甚至出现了一名僧人,其微信昵称是“释延忠法师”,个性签名为“湖南省南岳大庙永州市芝山寺住持”。微信头像则是其穿僧袍站在澳门新葡京赌场前的照片。其工作,是每天拿着吕中楼的生辰八字“念咒”,据称,张新明为此付出了50万元。

  金海煤矿之谜

  针对张新明的调查正紧锣密鼓。

  在山西采访期间,有多人告诉《财经》记者,审计署正在调取大宁金海煤矿的各种审批资料。

  大宁金海煤矿,说是矿,目前仍是一片白地的煤田,位于山西晋城市阳城县町店镇,井田面积53.7平方公里,设计年产规模300万吨。如此大面积的空白资源,在煤矿遍布的山西,极其罕见。

  2003年12月24日,在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业权评估确认委员会会议上,有28宗矿权价款评估结果获得通过,其中“新办”煤矿矿权8宗,其余为改制、增层扩界或者非煤矿山。这8宗“新办”煤矿矿权,有3宗隶属于国企, 1宗隶属于上市公司美锦能源(7.69, 0.04, 0.52%)(000723.SZ),其余4宗民营矿权分别为大宁金海煤矿、古交原相煤矿、乡宁尧发煤矿和襄垣大平煤矿。

  引人注目的是,张新明获得的大宁金海煤矿和原相煤矿矿权,评估价格分别为2.24亿元和9000万元,和尧发的1400万元、大平的3600万元不是同一量级。

  山西国企晋煤集团和兰花集团,对大宁金海煤田均渴望已久,亦占有地利优势,不料其竟被张新明“截胡”。

  2002年底,煤炭价格开始暴涨。张新明的家乡古交,是山西焦煤集团的后备矿区,藏有大量品质极佳的焦煤。

  彼时,新矿权仍被政府严格审批,资源费一吨不过几毛钱,还可分期缴纳,最长六年缴清。谁能获得新煤田矿权,谁就可在未来的开采、转让中,获得数十倍的暴利。

  2003年,张新明麾下的山西金业集团又取得了古交中社、红崖头两个井田的探矿权,2005年证照到期后延期了一次。2007年,因政策规定无法再延期,成为无效探矿权,但2013年7月竟又“起死回生”,最后过户给了华润。

  《财经》记者了解到,为获得大宁金海矿权,张新明于2003年3月专门注册了“山西金海能源公司”(下称金海公司)。资料显示,金海公司最初由张新明和北京人李三友、澳籍华人常洪共同出资3000万元注册,其中李三友、常洪各占股20%。

  为了解当时的审批真相,《财经》记者专程到山西榆次女监采访了金业公司当时的财务总监裘晓红。

  “这均有账可查。”裘晓红称,李三友、常洪根本没出过这1200万元,3000万元全部来自金业集团。

  “他们是干股,替两个山西省委领导代持。”同时,张新明还低价拿下了古交金玉煤矿和娄烦拓新煤矿,“不料西山煤电(8.37, 0.02, 0.24%)职工告状,导致金玉煤矿一事告吹”。

  裘晓红介绍,2014年上半年,审计署人员已经到狱中找过她,亦是了解当年大宁金海煤矿的审批过程。

  原籍山西的李三友,2012年春天去世,生前身份是北京惠泰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1983年至1989年,其在北京西城区委组织部工作,从普通干部一直擢升为组织部长。

  《财经》记者注意到,山西某前省委书记,同期在北京西城区担任区委书记,和李三友形成交集。

  常洪则很神秘,《财经》记者采访过的人中,无人睹其真颜。有不愿具名的太原市干部称,常洪是山西古交现任市委书记常青的哥哥,但此说法未获确认。

  常青的简历显示,其2003年至2006年担任太原市委副秘书长,“就是市委书记云公民的大秘”。《财经》记者多次致电常青办公室的两部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2003年,为办理大宁金海煤矿基层审批手续,张新明带队到了晋城,大队人马包下了晋城大酒店一楼。现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张少农,彼时正为晋城市长。

  “当时晋城市委市政府接到上级要求,阳城县和晋城市两级政府机构联合办公,一天内要为张新明办好所有审批手续。”一位当时目睹这一壮举的阳城县干部称。

  2005年6月30日,常洪、李三友分别将其持有的20%股权转让给太原人闫琦,各获得1000万元对价;随后闫琦又将这40%股权转给自己控制的北京鑫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1170万元。

  同时,张新明将其持有的金海公司40%股权以1200万元转让给其长子张文扬,将2%的股权以60万元转让给其司机冯小林,将1%的股权以30万元转让给王向东,自己只留有17%股权。

  据悉,王向东是一位山西省委前主要领导人之子。

  受让金海公司40%股权的闫琦,生于1959年,是晋籍神秘富豪。《财经》记者多方了解到,闫琦原为山西省物资厅子弟,后创办山西云长房地产公司。在其职业生涯中,从未涉足煤炭开采。闫琦曾因赌债纠纷,被谢江从太原装入轿车后备箱押回大同。

  裘晓红称,闫琦之所以愿受让常洪、李三友的煤矿股权,是为了通过其高层人脉,拿下山西省政府大院对面的“巴黎步行街”旧城改造项目,他后来如愿以偿。

  随后,闫琦创办了“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了著名的别墅大盘“半山半岛”,其旗下企业还有三亚爱地房地产公司、香港天福公司。

  2005年-2007年,张新明将全部股权、闫琦将多数股权分别出售给山西煤销集团阳城煤运公司、山西沁和投资公司。

  到了2010年,张新明又想要回该矿股权,在山西发动了一系列诉讼,全部获胜。

  该案在中国司法界引起轩然大波,亦引发阳城煤运职工大规模上访。目前,这场官司仍在最高法院胶着。

  2013年,张新明委托山西博瑞矿业评估公司评估大宁金海煤矿,估价高达184亿元。博瑞后因在华润并购中为张新明的三个矿山估出高值而备受指责。

  “张被带走前,一直想卖矿变现。”吕中楼称,在张新明和他、阳城煤运对掐时,宋林和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李建功均找过张吕二人,希望调解,以免“殃及池鱼”。

  宋林甚至提出,他安排别的央企收购大宁金海煤矿,然后张、吕两人一人一半。“开始我认了。我一共花了6.7亿元,才买到了这个矿62%股权,张前后才花了1800万元。不料,张却提出要占80%,只给我20%。”吕中楼称,“张新明说他不够本钱”,最后谈判破裂。

  《财经》记者在山西省高院了解到,为了要回多年前出让给沁河投资的矿权,张新明已将4亿多元放至省高院账户,希望退还给沁河投资,这笔巨款目前已被中纪委冻结。

  而张新明和闫琦拖欠阳城煤运的委托贷款不及时归还,造成大额国有资产损失,或将面临新一轮追责。

  黑矿生涯

  《财经》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正在山西古交调查一起矿难,矿主疑似张新明、张新跃兄弟。2014年8月底,张新跃亦被带走。

  自2003年进入煤炭开采领域后,张新明获得审批的正规煤矿,至今无一达到开采条件:大宁金海煤矿是一片白地,原相煤矿仍在基建中,中社和红崖头还只是探矿权。

  换言之,这个媒体笔下的“山西第一煤老板”,至今应该没有挖过一两煤。

  但张新明、张新跃组织当地人赵耀明、段建刚、耿四心等人,在古交大肆开黑矿的说法,一直在太原流传。随着张新明被带走,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最先把张新明开黑矿证据落在实处的,是张的亲密战友武全旺。2010年和2011年,因为澳门赌债纠纷,张新明和武全旺公开翻脸—张到古交公安局举报武全旺诈骗;武则到公安部举报张新明伪造证件、偷越国境,两人双双被上网通缉。

  在张新明被通缉期间,他带着古交公安局干警,到珠海把武抓回古交。武全旺诈骗罪名虽不成立,却因偷越国境5次,被判刑13个月;张新明亦曾37次偷越国境,却毫发无损。

  不仅如此,张新明网上通缉令撤消后,其和北京一高官之子公开在山西亮相。两人在武宿机场落机时,彼时的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亲赴机场迎接。随后张和该公子一起游历了五台山、红色根据地武乡,这对张新明的反对者们形成强大压力,一些人或偃旗息鼓,或远避海外。

  在狱中的武全旺却实名举报张新明开采黑煤窑,造成重大伤亡事故。

  有法律界人士根据武全旺提供的线索,驱车2000多公里,到陕西省白河县、神木县,湖北省郧西县等地进行逐一走访核实遇难者家属和矿难亲历者,最终证实,位于古交米家村矾石沟、矿主为张新明的一个黑煤矿,在2007年6月28日发生井下炸药爆炸,导致6人当场遇难,数十人受伤。

  这起事故的各种细节被还原如下:

  2007年6月28日下午2时45分,这个无任何手续的黑煤矿,井下有60多名矿工采煤,藏匿于地下130米深处的私制炸药发生起火自燃,并迅速爆炸。

  距离炸药堆放点最近的陕西白河矿工肖延检和四名河南籍矿工当场死亡;冲击波将井口的湖北郧西籍矿工曾现荣抛出矿井,被井架截断身体后死亡;热浪还引起数十人烧伤。

  事故发生后,矿方不让矿工到最近的古交市医院抢救,而是翻山越岭,把受伤矿工送往100多里外的文水县医院,遇难矿工也未登记,在文水火葬场直接火化。

  为了让死者家属“封口”,每名死者的家属获赔40万到100万元不等。另外,井口被连夜填平,井架被拆,铲车将附近推得一干二净。

  陕西白河籍矿工柯贤意被严重烧伤后,被父亲柯振富接回白河,却医治无效死亡。柯贤意的家人多次在山西省政府和太原市政府门口上访,最后矿方花费近200万元“封口”。

  最后,该黑矿的副矿长郭水旺摇身一变成为“矿主”,和张新明的亲信李爱忠等三人,一起为该事故担责。当地法院将该矿难定性为“瓦斯爆炸”,将李爱忠“判三缓三”。

  调查中,该黑矿更多的矿难被发掘。2007年6月25日,顶板事故导致陕西白河县矿工石前斌身亡;2007年1月25日,陕西白河县矿工柯大顺,被井下塌方的落石砸中脖颈,高位截瘫。

  从地图上看,这个已被填平的黑煤矿,正处于已经归入华润的红崖头井田附近或范围内。

  《财经》记者在对古交市的走访中,河口镇艾岩村、沙岩村、栲栳村、长里村,常安乡东塔村,东曲街道办铁磨沟村,均有村民反映张新明、赵耀明、段建刚等人在其村私挖滥采。

  其中,以河口镇长里村的故事最为荒诞:张新明的马仔赵耀明在村子下方挖煤,另一马仔段建刚露天开采,哥哥张新跃盗挖铝矾土。村民去国土、公安部门多次举报,始终无人问津。河口村民闫光明很心动,也组织了一批民工去“挖宝”,不料立即引来执法队伍,闫因此被判四年。

  洗码生意经

  在华润并购金业中,张新明已拿到69亿元。在2013年1月金业公司上报给审计署的材料中,逐笔列出了这69亿元的转账支出明细,最后账面余额只有76万元。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这些巨款的进一步流向。另外,《财经》记者了解到,张新明在古交资源整合的收获,远超69亿元。

  除了金业三矿外,华润集团还在古交收购了其他18个煤矿,将其整合成大雁、新桃园等9座新煤矿,年设计生产能力510万吨。这18个煤矿,也得到华润高额补偿,平均每吨资源补偿11.7元,外加矿井固定资产估价。这些巨额补偿款,也被张氏家族盯上。

  熟知张新明家族的一位古交政法干部称,金业被华润并购后,张新明和其大哥张新跃,均开始在澳门赌场承包大户室,“古交不少煤老板和富二代,都在二汉那里输得精光”,“张新明尽职调查绝对过硬,你有1000万,绝不会让你输到1100万”。

  古交银昌煤焦公司董事长李银昌,是当地知名企业家。因麾下煤矿资源较好,张新明劝说李将该煤矿出售给金业,但遭拒绝。

  李银昌一位法律界的朋友介绍,李家随后“遭遇前所未有的麻烦”。

  首先是李银昌之子李东东被张新明带到澳门大户室,“输掉几个亿”,黑道人物天天上门讨债,李家不得不变卖资产还钱;

  同时,李银昌公司的财务人员突然“反水”,到太原公安局经侦支队举报李银昌偷漏税,李银昌公司因此被查封,人被带走;

  随后有掮客上门,告诉李银昌家人,“张新明和经侦支队关系很铁,只有他能救人。”李银昌家人后筹资交了税款,并送钱给张新明求其斡旋,李银昌很快被放出。

  此刻李银昌资金链断裂,煤矿再也开不下去。憋了一肚子气的李银昌称,“我就是把煤矿给了国家,也不给你们。”最后,该矿并入古交地方国企“矾石沟国有煤矿”,李退隐江湖,不问世事。

  古交河口镇耿家庄煤老板耿亮才,亦是同样版本。耿亮才承包了“等时辰村办煤矿”,曾家资过亿。因频繁停产、炸药断供,耿非常苦恼。

  2008年,张新明、耿四心、段建刚为耿亮才介绍了黑炸药货源,但耿立即被村干部张昌泽举报 “非法买卖储存爆炸物”,导致耿亮才全家被当地警方控制。

  随后张新明三人来到看守所,称可帮耿亮才摆平此事,条件是等时辰村办煤矿要归张新明所有。

  耿亮才答应后,全家被释放。为感谢张新明救命之恩,耿亮才跟随张新明到澳门赌了一场,财产全部输光。

  而举报耿亮才的张昌泽,后因诈骗被判11年。张昌泽妻儿亦筹集很多钱,交于张新明“捞人”,随后张被改判为六年。

  古交嘉乐泉乡煤老板李绪成,曾在永树曲村开办洗煤厂,但却借机在厂子里开黑矿,最后被公安部门查获。张新明帮李绪成摆平此事,条件亦是到澳门一赌,最后李倾家荡产。

  古交市裕龙焦化董事长闫林则(已去世),旗下有数座煤矿。2007年,闫林则指使手下“教训”堵矿的村民,导致一村民被殴亡。闫林则亦求张新明到政法机关斡旋,为表示感谢,闫将旗下雁门二矿送给了张。

  张新明派段建刚管理雁门二矿,紧邻该矿的是宋道二矿,股东是太原市人大代表李黑棉、古交石丁山等人。张新明嫌两矿抢资源,不让宋道二矿开采,派人将宋道二矿的房产全部推平,雁门二矿却昼夜不停地生产。

  最后,雁门二矿被整合给了华润,张新明又获得一大笔补偿款;李黑棉、石丁山等人则血本无归,至今上访不止。

  据《财经》记者走访,古交被张新明家族介入或控制的矿山,还有黄达煤矿、沙岩村办煤矿、娄儿村煤矿、嘉乐泉乡明家洼村办矿等等。其中情节大同小异:矿主“突然”犯事,公检法机关介入,张新明出面斡旋,条件是免费入股甚至控股煤矿,或是矿主随张到澳门一赌、输惨。

  相对于张新明的“大丰收”,华润集团则在古交并购中损失惨重。据可靠人士透露,高层已要求作废这起在海内外引发广泛争议的交易,张新明面临返还69亿元巨款的压力,“这或将牵出大批高层、掮客”。

  张新明已被带走数月,其案情仍待揭晓。

  《财经》记者跟踪报道这个著名的“问题富豪”一年多,越到后来,越感觉此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目前张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2000年调任古交市委书记的毋青松,甫一到任,就接到张新明的电话:“你来了古交也不来我这里拜山头?”毋青松大怒,在古交“三干会”上公开讲出了此事,“我就一个女儿,我怕什么?你张新明有什么,我可一清二楚,我倒要看看谁拜谁!”

  古交现任市长贾慕权,2013年刚上任就搞大接访,接访的第一人是古交马兰滩开木材销售公司的邢亮平。邢亮平称,古交市康福才等三名干部殴打自己,勾结张新明霸占了木材厂场地,盖了50间房子出租获利。

  贾慕权立即调来古交国土、水利、城管等部门现场办公,几家单位确认,邢亮平的企业占地手续完善,而康福才等人的出租房是违章建筑,影响河道行洪。贾慕权对着古交电视台镜头拍板,要求限期拆除违章建筑,公安介入打人事件,纪委约谈三位干部,引来围观群众叫好。

  但是,这位市长说话根本不灵。随着张新明介入,违章建筑至今未拆,公安也不愿为邢亮平做伤情鉴定,反称邢亮平也把对方打伤,“再告状连你一块抓”。

  当地的一个说法是:在古交有麻烦,找“二汉”张新明,比找市长管用。

  “中纪委宣布山西是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一位山西省著名律师评论说,“张新明验证了这一结论。他更大的危害,是让许多山西人对社会的前途丧失了信心。”

(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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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 Net: 萧功秦:习近平新政两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 新权威主义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它是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产物,也是执政党的历史经验与中国人的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当今中国的现实与改革的历史,只有从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才能得到最清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读。

作者按:在习近平新政推进二周年之际,有记者就海内外读者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请我谈谈看法。我的答问录的部分内容已经在2014年12月28日《星岛日报》第13版以及《香港经济日报》网上发表。现将答问录再作进一步增补,发表于此,本文与一年前发表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正好形成前后姐妹篇。供各界朋友参考。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习近平新政特点: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

  问题1 习近平总书记执政2年,透过反腐集权,无疑已掌控权力。您个人如何评价他两年的执政?其新政有哪些特点?

  萧功秦: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六年,与十八大以前时期相比较,二年来的习近平新政,可以总体上概括为十六个字:“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二年来的新政内容,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充分发挥中纪委的组织优势,空前规模地进行高强度的反腐败。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腐败治理是个难题,许多国家由于缺乏相应的治理能力,退化为朋党式的权力私产化的“苏丹化”国家。中国作为一党执政体制的国家,由一党体制内的中纪委发挥反腐败的中枢作用,这种一党体制优势的发挥,可以自上而下地对官僚既得利益垄断集团进行各个击破。一般说来,在后发展国家,直接运用大民主方式进行的反腐败,只会引发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爆炸与民粹主义井喷,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可以利用乱局混水摸鱼。当然,要从治本意义上反腐败,还要从法治与社会监督方面进行制度探索与建设。

  二,用“群众路线教育”、“新八项注意”来强化党内自我约束,起到了整饬纲纪,综核名实、缓解官民矛盾,理顺民气的作用。“群众路线”,“八项注意”原来是革命时期用来动员民众革命的文化元素,运用革命时代话语的权威资源,来整饬执政党各级权力部门的纲纪,可以起到动员、警示与威慑作用。这可以说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式的创新。

  三,改变了三十年来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党政分开”的固有思维,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等党政合一体制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实现权责合一,来提高中央权力运作的效率,避免以往“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九常委分管制”所造成的权力分散与低效率。此前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严重贪腐与尾大不掉,以及某些地区的权力系统的朋党化、山头化、贪腐化、地方豪强化均与此类弊端有关。

  四,习近平新政通过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强化三权,即意识形态领域与网络空间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以防止在社会矛盾积累阶段,出现街头式的激进政治参与。从长远来看,习近平并不是要回到传统专制,而是要保持转型期的政治稳定。通过这种政治稳定,来进一步排除左右干扰,深化改革。

  五,经济上的进一步开放搞活。通过改革六十条,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把此前已经形成的“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软着陆。上海启动的自由贸易区在广东、福建、天津等全国多地区的进一步扩容,正是这一作用的体现。

  六,强调“以宪治国”,以“党定立宪”的方式,规定地方党政不得干预司法活动,与历史上开明专制主义的“钦定立宪”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开创了以“开明专制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法治化的新路径。这一路径选择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

  特别要指出的是,自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新政与筹备立宪时期以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就习惯于认为,英美式的由第三等级自下而上的对集权体制进行“限权式立宪”,才是宪政的正途,然而,从人类历史上看,德国式的大陆国家的开明专制式的法治化路径,却更适合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国情与实际,而且也更能取得实效。运用强政府或君主的中央权威,在法治上对社会与地方行政进行“规制”,是强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中的一种重要功能,德国的威廉二世的司法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的“钦定立宪”,提供了这一路径成功的先例。

  “开明专制”的法治路径的特点,一是“钦定立宪”,而不是“民定立宪”,执政中心是立法主体,其领导地位不容挑战与动摇。这是大原则,二是启动法治的动因,是从改善国家治理能力入手。只有建立在这个功能基础上的法治,政府才具有持续推进法治的积极性,在现实中也才有可行性,地方上也能响应与支持。三是“经验——试错”路径,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移植,而是从改善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评估成本、效益与风险。从经验实践中去寻找最合适的办法。四,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推进法治,最终的结果是要形成社会上的法治习惯与文化共识,由法治作为社会行为规则。

  这一路径成功的关键是,中央政府必须具有良好的权威合法性基础,1905年启动的清末的“钦定立宪”,虽然从一开始走的也是这条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路,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当时已经陷入权威危机,所以清末的“钦定立宪”没有成功,中共现在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合法性,这一路径的可行性就大为增强。

  七,文化上强调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命脉,放弃了用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一统来控制国民的精神生活,让传统文化成为新的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通过发扬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民族凝聚力的新的精神资源,丰富国人的精神生活,同时,对长期以来社会上的“西方中心论”起抑制与对冲作用,可以起一举数得之效。

  八,国际关系上,通过一张一弛、刚柔相济的办法,保护本国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通过APEC会议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如何在一张一弛中找到处理国际关系的行动边界,目前正处于尝试与探索过程中。

  以上这些做法,从第一点到四点,即:中纪委为主轴的高强度反腐败、“群众路线教育”形成党内自我约束机制、以党政合一,责权合一的中央集权来统筹全局、加强意识形态与网络领域的三权管控,可以归纳为铁腕式的“收”与“紧”。

  另一方面,从第五到第七点,即“改革六十条”、“以宪治国”、以发扬传统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多元化,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改革开放的“放”与“松’,通过放与松的办法来激发社会的活力。第八点,在国际交往上,是收中有放,放收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政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

  习近平新政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2.0版本

  一年以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六十条公布以后,我对海内外媒体曾发表了三句话的提法。

  第一句话是,“如果邓小平模式是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就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习近平新政可以说是邓小平模式的加强版。

  第二句话是,“通过新权威主义来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中道理性之路”。只要假以时日,社会矛盾将有可能逐步缓和,在实现有效治理过程中,左右两极的政治势力将会被逐步边缘化。事实上,海内外左右两极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中都有向中间靠近的趋势。在中国的条件下,新权威主义道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中道理性之路。

  第三句话是,“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这句话的基本内涵是,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已经走上了新权威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挑战新权威主义的左的与右的、激进与保守的各种政治势力,已经不足以根本上撼动与影响这一历史性选择。更具体地说,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已经趋向于稳定与成熟,中国还将在这条路径上持续发展相当一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法治与民性诸多方面条件的成熟,中国才有可能向更高程度的民主政治参与的下一阶段过渡。

  我一年前发表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中曾阐述过这三句话,我现在认为仍然有效。与一年前相比,习近平新政的思路已经在诸多政策举措中体现得更为清晰明确。

  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要防止民粹主义革命,防止左右激进主义,必须对意识形态适度管控

  问题2 海外有人认为,习近平新政严控意识形态,这在海外一些知识人中比较受争议。您对此有什么评价,认为他为何要这么做?

  萧功秦:从总体上而言,新权威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是现代化功能所要求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传统集权国家在走向改革开放时,都会面临我说所的“薄壳效应”的挑战。众所周知,地壳最薄处是最易发生火山喷发的,我们可以用这一自然现象来比喻传统集权体制一旦进行改革开放后,就可能发生的“政治参与爆炸”现象,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清末新政后的辛亥革命,都是这传统集权国家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是没有成功地应对“薄壳效应”的挑战而陷入革命危机的典型实例。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封闭集权体制往往在矛盾积重难返时才想到要进行变革,为了变革,就会有政策宽松,此前,在传统集权制封闭条件下,社会已经积累巨大的矛盾与问题,进入改革开放,人们在宽松预期的支配下,激发起强烈的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的诉求,这种不同的诉求就会在短期内板结起来,对执政中心构成挑战压力,此种情况下,根本上挑战现存秩序的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将会取得广场上的话语霸权,并凝聚广场不同人群的反体制的“革命”共识,其冲击力之大将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政府将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激进主义革命的连锁反应的概率就会大为增加。

  此外,在一个集权国家的转型进入中期阶段后,左右激进主义势力,将因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不断积聚,而对政府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特别要指出的是,与新加坡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相比,百年中国是一个具有革命民粹主义传统的民族,民粹政治参与的燃点很低,处理不当,也会引发政治参与的井喷与爆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适度管控,防止左右激进主义对改革大方向的干扰,有助于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与维持政治稳定。为深化改革赢得宝贵时间。我把这种功能称之为“延时效应”,即用改革政治家的铁腕维持相对低度的政治参与,在有效维持稳定的时间段内,籍助于强势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来解决长期遗留的矛盾与问题。从而化解自下而上的、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的井喷与压力。

  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制度优势。正是在这一铁腕改革条件下,从1978年到现在的三十六年里,中国从人均350美元到现在的人均7000美元。经济总量每年以9.8%的速度提升,可以说是世界传统集权体制变革史上成功的先例。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传统集权国家通过避免“薄壳效应”的方式而走向经济繁荣与现代化文明的先例。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实践表明,我们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旧体制的维新与改良,通过防止薄壳效应,避免“改革——革命”的恶性循环,向富强与民主的更高目标软着陆。

  必须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管控必须是适度的,如果分寸把握有了问题,也有可能激活一些僵而不死的左的东西,从“假死状态”中复活过来。如果我们官员对多元文明化过程中的某种正常现象反应过度,把社会上健康的富有生机的文化与社会多元化,误视为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必欲砍除而后快,这就有可能形成误区,形成不自觉的向左的方向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甚至干扰改革开放大方向,破坏了社会多元化的健康生态发展,扼杀社会宝贵的文化生机,这是必须予以防止与警惕的。

  习近平是“用毛的办法走邓的路子”

  问题3 您曾经评价习近平新政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经过一年的观察,有没有什么调整或补充?前不久有人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纲论”,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萧功秦:与两年前的改革模式相比,习近平新政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更充分地发挥执政党体制的动员、组织与统筹功能,二是更大力度地从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执政资源中,汲取某些有效因素,通过创造性的转化,来加强政府的管控能力与执行能力。邓小平已经在这方面有了成功的经验,习近平作为政治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办法运用得更为圆熟。

  从新权威主义角度来看,应该指出的是,后发展国家保持强大的政府权威资源,对于改革动员,整合资源、形成转型杠杆,维持稳定都极为重要,多数后发展国家在应对转型期中产生的复杂问题与矛盾时,往往既有政府的能力与权威资源不足。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在进入转型阶段后,就面临权威资源缺乏的困境。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外部敌对势力的精心策划的阴谋,不如说是政治精英们因噎废食,选错了改革路径,没有把苏共传统资源(包括苏共党的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资源)用来作为推进改革的杠杆,使之发挥新的功能作用,而是自坏长城,采取了抛弃已有革命传统的激进休克疗法,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整合社会的执行能力。戈尔巴乔夫几年前在接见记者时,其本人就赞扬了中国的执政党在改革成功中的关键作用,并反思了自己历史选择上的失误。邓小平的中国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前苏联的改革,其成败关键,是路径选择的根本不同。

  中国执政精英保持强政府能力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从改革前的传统意识形态中汲取一些有效元素,用来充实政府能力。习近平在这方面的力度很大,例如,“新群众路线教育”,“新八项注意”,通过对“古田会议”精神的强调,来加强执政党对军队的管控,清理党内、政府内与军队中权高位重的腐败分子,以及地方上那些豪强恶势力帮派。这些都是习近平运用革命意识形态的符号资源,强化了政府的治理权威后才得以实现的。让革命体制与文化资源发挥新的功能,用民间的生动语言来通俗地表达,习近平做的就是“用毛的办法走邓的路子”。

  用毛的办法不是要复活“阶级斗争为纲”,泛阶级斗争损害改革的权威合法性

  然而,从发展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进一步考察,我们会注意到,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前三十年的传统革命话语中,仍然存在着文革发动前的17年(1949-1966)与文革发动后的13年(1966-1978)之分,众所周知,后十三年的极左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大量的消极的,被改革开放所抛弃的、明显地具有破坏性,反常理性,反改革性的东西。 “阶级斗争为纲论”近来被某些人重新启用。又例如,数月前,有人在某权威网刊上发文,把《归来》这部反思文革的电影,说成是“反党毒草”,这种复旧式的提法,过去二十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极左的残存东西,正是利用了现在这个机会,从“假死状态”中重新复活起来,以发扬“革命文化”的名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阶级斗争为纲论”的重新亮相,它使企业家群体上产生心理上的疑虑与不安定感,有位企业家就告诉我,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对象,他们很多人比过去更积极地考虑移民海外。他们有的人甚至担心,阶级斗争论的重新提出,是中国将再来一次文革运动的“新信号”。事实上,阶级斗争为纲论还会影响到企业界投资的积极性。

  其次,在“阶级斗争为纲论”的话语系统中,其中的“阶级”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前三十年的传统中,其界限与定义从来都是模糊的,不同的思想都可以被冠之以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帽子。甚至可以被具有解释权的人作任意解释的。这样的棍子伤害力极大。

  第三,“阶级斗争为纲论”的重新复活,使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左的新文革思潮,以及右的茉莉花思潮,在社会重新活跃起来。左的势力想利用“阶级斗争”来打击自己的“对手”,来挑战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走资派还在走”。广大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温和的中间派,也会对党的大政方针产生疑虑,担心执政党的改革方针是否发生逆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阶级斗争为纲论”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定方针的干扰,原本安定团结的社会内部将会形成的新的对立与撕裂。

  可能有人尝试用“阶级斗争”这把“刀子”来“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与“威慑力”。但从效果上看,这把刀子却是两面刃,刀的正面似乎很锋利,足以威慑“右派”,但这把刃的另一面更加锋利,它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撕裂社会。结果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众所周知,执政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上的,“阶级斗争为纲论”会极大地损害这种权威合法性,这无疑是帮了倒忙,是画蛇添足之举。

  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人们也不必对此作过度的解读。历史总是在曲折中进步的,这些左的东西,并没有进入主流意识形态,更没有成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既定政策。从长远来说,改革的话语创新不能建立在“泛阶级斗争论”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中道理性上。

  从八九风波到九二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形态形成

  问题4 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但外界也担心会蜕变为“专制集权”。您对此有何看法?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在各国可以有不用的特点,但总的共同特点是运用改革者的铁腕,稳定秩序,然后推进新的改革,最后在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成熟时,实现本国的民主。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民主形态,具有世界民主文明的共同特点之外,肯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通过非革命的方式,即通过维新的方式走出旧体制,本身就决定了中国走向民主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探索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已经有三十六年的历史,从八九风波到九二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形态的形成,至今也有了二十多年。

  我个人相信,如果社会持续稳定,长期积累的官民矛盾与社会不公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在政治安全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执政党出于对新常态社会治理的需要,会进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同时社会大众对民主文明的意愿,也会成为一种推动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矛盾减少,尊重现存秩序的、超越左右极端主义的、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中间派,在社会上将成为绝对多数,政府的安全感将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更高治理水平所需要的民主化,就会在一步一步到来。

  习总书记说过,“改革是由倒逼引起的,改革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改革没有完成时。”这一思想十分精辟,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说,多元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需要,对社会群体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与政府的安全感的需要,彼此之间势必形成的这种合力会不断强大,这种合力能推动中国走向民主。

  习近平运用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有效因素并不是要走毛左们的路

  正是基于这一设想,我想,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会有一些扩大民主政治参与的新政出台,公民自由度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扩展。虽然这些都会具有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即在协商式的中国民主的框架下体现。真正有效的民主,必须在自治的社会组织,法治文化等条件成熟时才能得到实现。

  当然,不能排除某些左派人士试图把中国引向后退,退到改革以前的旧体制上去,他们错误地以为,习近平新政对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有效因素的运用,会在逻辑上引向毛左们心目中的“理想体制”。他们的算盘肯定是打错了,中国三十六年的改革已经充分表明,历史已经退不回去了。

  新权威主义不同于旧权威主义在于尊重社会多元

  问题5 中国怎样从新权威主义体制走向未来民主?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可以俗称为有现代化化导向的强人政治,它有良性的,也有劣质的,从人类历史上看,有的新权威主义退化为苏丹式的家长制政权(Sultanistic Regime)(如南亚),有的退化为个人的专制集权(如拉美),有的在本国经济文化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经由所谓的“茉莉花革命”而直接过渡到西方多党民主,变成无政府化的“失败国家”(如中东与非洲)。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成功的条件是苛刻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权威主义成功的概率并不高。但又是后发展国家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是充满曲折与艰难的不可避免的“卡夫丁峡谷”。

  在我看来,要超越充满艰难险阻的转型期“卡夫丁峡谷”,良性的新权威主义,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一是强势政府,即政府要有强大的执政资源与治理能力。

  二是常识理性,或世俗理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要做明白人”。也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与教义信仰对我们判断事物的干扰,用务实的理性判断问题并做出决定。

  三是对健康多元的尊重与宽容,应该意识到,一个社会只要走向开放与市场经济,就会形成社会利益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我们执政中心的意识形态是一元的,但面对的社会现象与治理对象是多元的。要充分肯定、接受并尊重社会多元化的客观现实。

  应该看到,社会经济与文化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多元性的积极成果是社会创新活力的源泉。现在社会公众都已经认识到,“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现实经验,并为政治精英所认同,只有在多元自治的环境中,创新才有了温床,只有尊重多元自主,才能为创新发展提供条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他认为,“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就要看它对多元化的尊重与容受的程度。”这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总结。

  体制内有些人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可以用一元化国家集权,来全面取代社会多元,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心应手地来增加政府的执政能力,用绝对的一元来取代社会多元,这样的选择,虽然表面上会让独大的政府有着似乎很强的行动能力(例如我们某一个邻国现在就是如此),但这决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用牺牲社会活力来强化政府一统到底的权威,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这个国家也是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只有国家与社会保持着有机平衡的体制,才是健康的新常态。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的健康多元。

  强势政府,常识理性,多元尊重(包括对市场经济多元、社会文化多元与思想多元的尊重)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这三大条件也是良性新权威主义的关键条件.为什么这些条件对于新权威主义体制走向民主特别重要?

  我对此的解释是,只要具有了以上这三个条件,就会在新权威主义体制内,形成一种良性发展的趋势:首先,强势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社会转型过程的可控制能力。可以在避免前面所说的“薄壳效应”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繁荣,其次,持续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一定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发育生长出健康的社会多元,会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会对治理者提出更高的制度改良的要求。第三,当政者用常识理性,而不是用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来对这种社会多元进行判断时,就会采取积极地向前看的态度,从成本、效益、风险与民众福祉,政治稳定与执政安全等方面综合考量,并做出走向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新选择。新权威主义是培育民主之花的园丁,而不是百花园中的除草机。

  这样的体制,就是有弹性的、对变化了的环境具有充分调适能力的、能通过良性的“倒逼”与应对压力挑战,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的、并在这种更新中不断发展的生气勃勃的体制。

  其实,强大的政府能力,常识理性,尊重多元,这三者结合起来,这就是改革者的中道理性,如果这三点能成为国人的认识的基础,政治精英,社会大众,企业精英,文化精英就会找到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样的社会,就会有真正的凝聚力。我们民族的未来就有了更坚实的共同精神基础。

  新权威主义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

  新权威主义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它是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产物,也是执政党的历史经验与中国人的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当今中国的现实与改革的历史,只有从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才能得到最清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读。无论是新左派,自由主义右派都无法取得这样的解释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意识形态也将从新权威主义思想中获得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启示。

  最后,我要说的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中国追求现代化,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今天已经有一百七十年历史,当今中国,既然我们选择了维新路径,而不是革命路径,来告别旧体制,我们享受到这种路径的诸多优势,例如社会稳定,转型成本低,破坏与创伤较小,经济持续繁荣,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知识分子也要对这种路径的不足之处,具有应有的承受心理,政治精英们也要防止从维新路径回到老路上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社会公众的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敬重。

  在这里,我们要在激进的浪漫主义、因不切实际的政治幻觉而产生的悲观主义,以及对左的思维定势的执着而形成守旧主义之外,寻找出新的道路,这就是“中道理性”之路。可以说,中道理性可以把中国绝大多数公民凝聚起来,民主的条件就会在中道理性的基础上成熟起来。

  既然中国由特定历史路径形成的现实,制约着我们对未来的历史选择,那么,我们只有从这一现实条件出发,才能达到美好的彼岸。
责任编辑:凌绝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