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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com: 北京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官厅水库水质不符饮用标准

Xi at the Helm and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Xinhua: 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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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com: 北京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官厅水库水质不符饮用标准
北京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官厅水库水质不符饮用标准
2015年04月17日 05:49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参与互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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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保局发布《2014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

  官厅水库水质不符合饮用水标准

  本报讯(记者 王斌)昨天下午,市环保局发布《2014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公开去年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辐射环境、生态环境等监测情况。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本市水质不达标河流占监测总长度的45.8%。水库水质优于III类标准的比例为84.1%,作为北京备用水源地的官厅水库不符合要求。全市湖泊的富营养化现象仍较为严重,大部分处于轻度富营养至重度富营养状态。

  北部地表水质量好于南部

  去年市环保局共监测了全市94条有水河流,总长度为2274.6公里,其中,劣V类水质河长占总监测长度的45.8%。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本市没有符合I类标准的水体,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规定,II类和III类水体可以作为生活饮用水,IV类和V类水体不能饮用,主要用于工业、农业用水或娱乐、景观用水。市环保局水和生态处处长韩永岐表示,本市治理地表水,要求最低也要达到V类水体的要求,但截至去年年底,还有近一半水质不达标,属于劣V类。

  从全市范围看,北部上游流域的地表水质量状况好于南部下游流域,南北水质差异明显。其中水库水质较好,湖泊水质次之,而河流水质相对较差。去年共监测了22个有水湖泊,水面面积720万平方米,总体来看,全市湖泊的富营养化现象仍较为严重,大部分处于轻度富营养至重度富营养状态,劣V类水质湖泊占监测水面面积的40%。

  官厅水库水质不符合要求

  昨天国务院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到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III类比例总体高于93%。从去年的监测情况看,本市这一比例为84.1%,剩下的为IV类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和总磷。

  根据公报,去年共监测有水水库16座,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的水质均符合饮用水源水质标准。但是,官厅水库水质为IV类,只能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据介绍,官厅水库是作为北京水源地来管理的,其规划水质要求为II类,去年监测结果不符合要求,水库中的化学需氧量、氟化物和高锰酸盐含量超标。

  市环保局水和生态处处长韩永岐表示,官厅水库在治理上比较复杂,因为水库面积只有五分之一在北京,剩下的区域在河北,其水质变差与张家口地区工业及生活污水排放治理不到位有关,因此,改善官厅水库质量,涉及京津冀联防联控。今后力争恢复到II类标准。

  另外,去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正式通水,市环保局对其进行了109项全指标分析,监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要求。

  消灭劣V类水质存在难度

  “消灭劣V类水质的难度非常大。”韩永岐说,下一步需要提高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同时加强再生水的循环利用,使地表水流动起来,这样才能有效改善水环境质量。

  目前,本市地表水并没有循环流动起来。污水处理厂排出的再生水注入河道后,是截断性的,没有实现全部河道的贯通。一方面,这里面有水量不够的原因,现在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和再生水生产量都不够。另一方面,很多污水处理厂建在河道下游,需要把处理后的再生水调到上游去,因此需要开建一些工程。根据规划,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基本完成。

  据了解,去年中心城区的污水处理率达到97%,郊区污水处理率偏低,为67%以上,再生水利用量占全市总用水量的23%。

  此外,《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到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10%以内。韩永岐表示,目前还没有从技术指标上对“黑臭水”进行界定。去年,本市劣V类水质河流占监测总长度的45.8%,劣V类水质湖泊占监测水面面积的40%。“这里面就包括黑臭水,但具体比例还没有统计。”

【编辑:吉翔】

Xinhua: 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2015年04月30日 17:11:44 来源: 新华网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网北京4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民生改善,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一季度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就业形势稳定,城乡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逐步深化,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发生幅度较大的调整,一些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同时,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外部需求收缩,内部多种矛盾聚合,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会议指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进行预调微调,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调动各方积极性,狠抓工作落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加大降税清费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要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认真选择好投资项目,做到有市场,有长期回报。要整体推进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改革,解决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市政项目、实体产业部分资金循环不畅问题。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挖掘消费潜力,努力提高消费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要完善市场环境,盘活存量资产,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推进企业技术改造,稳步有序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注意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中央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

  会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把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作为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内在要求。在新常态下,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要摆脱旧的路径依赖,掌握认识发展趋势和准确分析经济形势、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发现和使用经济人才、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新的本领。要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加强调查研究和工作指导。要鼓励和支持各级干部勇于开拓、有所作为。定措施、作决策、抓工作,一定要吃透情况,把握实质,针对矛盾和问题来推动工作,抓好落实,树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正确导向。

  会议提出,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制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统一战线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向原则,规定各领域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党的统战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条例立足党的工作全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思想新要求,吸收统战工作新经验新成果,注重研究解决新形势下统战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对巩固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起学习、宣传、贯彻条例精神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把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巩固发展全党重视统战工作良好局面。

  会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会议强调,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深化改革、有序推进。要严控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结合调控北京市人口规模。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要大力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资源能源保障能力,统筹社会事业发展,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要抓紧开展试点示范,打造若干先行先试平台。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GAPP: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
关于做好2015年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

2015年04月08日浏览次数:2702 次[ 大 中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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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办发〔2015〕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广电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出版主管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各重点出版集团:

围绕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是出版界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有效途径和工作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主动参与、精心组织,推出一大批导向好、质量高、受到读者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引导干部群众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发挥了积极作用。2015年主题出版工作,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思想共识这个根本,坚持价值引领、讲好中国故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

一、把握选题重点

1.深入宣传阐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要深入宣传阐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个方面目标要求,坚持用小康社会美好前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深入宣传阐释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讲清楚全面深化改革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治保障,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准确解读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性文件和改革举措,引导人们辩证地看待改革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准确解读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特别要讲清楚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区别。深入宣传阐释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采取的新举措、取得的新成效。

2.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历史的变化、现实的成就、国际的比较,讲清楚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巨大优越性和光明前景,引导人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多讲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增强问题意识,着眼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讲清楚民族复兴中国梦是激励人们奋力前行的精神旗帜,深入阐释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大力宣传通过实现个人梦想为中国梦做贡献的典型,引导人们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梦想之中,汇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3.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发展成就深化宣传阐释。深入阐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和内涵特征,阐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发展始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宣传新常态新特点、新常态新变化、新常态新要求、新常态新亮点、新常态新作为、新常态新面貌,引导全社会科学认识、主动适应新常态。深入宣传展示“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论、中国经济光明论。

4.进一步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论阐释,对12个主题词的内涵和意义作出深入解读,把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的核心价值理念讲清楚。面向公职人员、青少年等重点人群,重点推出一批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出版物,一批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出版物,一批宣传家风校训、勤俭孝敬,知国情、明传统、重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方面的少儿读物。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推出一批经典选读、名家品读出版物,弘扬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围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提炼蕴含其中的适应当代需要的价值内涵,赋予新意、改造形式、增补充实、拓展完善,推出更多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注重发掘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宝贵资源,推出一批红色文化出版物,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鼓舞人民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5.围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做好重点选题出版。加强民族政策、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宣传教育,宣传中央关心支持新疆、西藏发展的重大举措,宣传各地区各部门对口支援新疆、西藏工作的显著成效。通过介绍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真实反映新疆、西藏社会大局稳定,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百姓安居乐业的情况,唱响“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旋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专门印发《关于做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请按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二、抓好重点门类

要重点抓好理论读物出版,既要有一批深入研究阐释中央精神、加强理论宣传的学术作品,又要有一批面向广大干部群众解读中央政策、澄清模糊是非、凝聚思想共识的通俗理论读物。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推出一批优秀文学作品,突出中国梦主题和爱国主义主旋律,加强现实题材作品创作出版。

要认真落实2014年全国少儿出版工作会议精神,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把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理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贯穿融入到各类少儿作品中。

要加强“走出去”读物出版,对外讲好中国梦的故事、中国发展的故事,讲清楚我国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更好阐释中国特色,树立中国形象。

三、提高出版质量

出版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出版优势和特色,精心做好出版规划、选题论证,配备落实出版力量,强化责任制,重点出版项目领导要亲自挂帅,确保出版质量水平。要精心选材,精心设置选题,着力推进出版内容形式创新,注重思想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学术研究与大众需求的统一,坚持三贴近,体现时代特色,切实改进文风,不断提升主题出版物的吸引力感染力。要坚持把作品质量放在第一位,力戒抄袭模仿、简单拼凑、跟风重复,努力推出一批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高度,经得起时间、读者和社会检验的优秀作品。要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辨别力,严把导向和内容关。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主题出版物的质量检查和重点阅评,督促出版单位严格落实三审责任制,防止内容片面性简单化,防止对中央精神和重大政策的误解误导。涉及重大题材的选题,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四、加强引导扶持

各地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广电局和中央有关主管主办部门,要高度重视主题出版工作,加强组织协调指导,有效整合资源,推进重点项目落实。要进一步完善投入扶持机制、奖励表彰机制、宣传推介机制。有条件的可设立扶持主题出版的专项资金。对获得国家级重要奖项、受到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点推荐的作品,对在主题作品出版发行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优秀作品要结合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好书推荐活动等,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扩大传播力影响力。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在出版单位申报基础上(具体报送办法见附件),对今年主题出版物进行集中评审,确定一批重点出版物,并向社会公布。入选的重点出版物将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衔接,经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予以资助。入选的重点出版物不占出版单位当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名额。同时,我们将组织对重点出版物的宣传推介、展示展销,扩大优秀作品的社会影响。

附件: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申报办法

History, Ethics, and Faith in China: New lecture by Yuan Jian (袁剑) on how New Qing history has been misunderstood

Posted on May 1, 2015
“新清史”为何被误读为“分裂史”

袁剑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展开和相关著作的汉译出版,“新清史”近来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议话题,《中国社会科学报》最近更是刊文对“新清史”进行了“热评”(第728期“争鸣”板块)。“新清史”究竟来自何处,其学术发展理路与核心观点何在,中国学界对新清史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哪些误区,又该如何对其进行回应?

4月28日晚,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人创新工作室”邀请袁剑博士以“美国‘新清史’:形成语境、学科互渗与当下影响”为题开讲。袁剑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目前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

来源:澎湃新闻2015年5月1日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错位的回应:不仅仅是清史

讲座伊始,袁剑即指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或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并不是对传统清史学科的一种简单回应,而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转型的背景下形成的以清代为研究时段和对象的一种新范式,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研究的族际转向”(ethnic turn in China studies)。它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强烈影响,是现代学科互渗的产物,并与美国的内亚研究以及近些年形成的新帝国史研究有着研究区域上的某些重叠及相互影响。

“新清史”的范式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学科研究,是在社会科学范式转型背景下的一个具体体现,因此对其不宜简单以清史这一学科回应,否则将是一种错位。必须了解新清史的形成背景,才能更好的对其予以回应。

“新清史”名称与论述的形成过程中,受到“前新清史时代”三方面路径转型的影响:

第一,反思“现代化”:人类学等视角的影响。20世纪后期,在人类学社会学视野下,现代性问题已经有了反思——现代化一定是好的,一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步骤吗?这实际上奠定了“新清史”对中国清史研究中隐含的现代化叙事路径的反思。

第二个路径转型是“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书中,提到西方研究中国原来是在西方视角本位进行研究,但是在西方看到的中国的场景和中国实际的场景是很不一样的,所以需要到中国去研究中国,在中国发现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化”的趋势。

第三就是中国内部地域的复杂性:中国除了具有China Proper之外,还具有广大的“内亚”区域,这块区域被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称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包括今天所说的中国边疆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这四块地区具有和中原非常不同的社会、文化特质,其运行模式和中原非常不一样,中国这块区域在拉铁摩尔看来并不单一:事实上是边疆与中原共同构成一个更大意义上的中国。在承认中国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政治现实之外,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内部各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使“新清史”学者意识到,在清代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而存在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差别——很多主体。比如为什么在东北是将军辖区,在新疆是伯克制度,在藏区是政教合一?

拉铁摩尔

上述研究形成了对以阶梯式现代化思路思考整体中国史的反思。当将这种问题意识带入清朝历史研究时,就出现了新的解释路径——这就是“新清史”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首先将这种路径转型与清史问题联系起来的是一场争论,即1996-1998年罗友枝、何炳棣关于清朝地位的讨论。1996年罗友枝发表《再观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批评传统研究中认为清朝汉化的观点,认为清朝具有自身兼跨东亚和内亚的特性,恰恰是其“非汉化”才使清朝稳固下来。何炳棣1998年发表《捍卫汉化》(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对罗友枝进行了激烈反击。这场争论奠定关于重新认识“清史”的主题。

罗友枝与何炳棣

形成“新清史”名称与概念与两本书有关,一本是《新清帝国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内亚帝国》(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2004),书名“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出自该书责任编辑之手,为的是在销售市场更具吸引力。第二本书是司徒琳主编的《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英文原书2005年出版)——这本书是“新清史”作为观念的形成的标志。

美国学者卫周安的文章《新清史》(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in Radical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2004, pp. 193-206)将“新清史”概念加以固化,指出“对于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应该做比目前的认识更为严肃的思考。这就是新清史的核心目的;它的意义不仅影响中国以及其他横跨欧亚中部以及更广阔地区的帝国形成的历史,而且也影响我们对于帝国种种问题及更具普遍性的、恼人的现代性过渡问题的理解”。

《新清帝国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内亚帝国》

“新清史2.0时代”下的滞后对话

一般认为“新清史”研究初期以“新清史四书”为代表作,具有以下这些主要论点:

第一,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代表作就是欧立德(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

其二,强调历史学全球化的视角,将清史纳入全球史范围内加以研究,特别主张将清朝与同时代的大帝国加以比较研究;

其三,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资料的重要性。当然,此前日本学者对蒙古史和满洲史的研究也强调过语言的重要性。但日本仅是从工具角度阐发其研究理念。从另一角度看一种语言写作和叙说,实际代表着一种逻辑,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逻辑。

当然最新的“新清史2.0”——欧立德和米华健(James A.Millward)的学生辈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族群、认同、边疆这些问题,开始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族性和边疆的考虑,也开始关注到环境、帝国之间交往等问题,“满洲因素”的色彩已经较为淡漠。但是现在国内的回应文章还在谈“满洲因素”,这可能与他们还没接触到后面“新清史”的研究的内容和方向的转变有关;另外也存在一些僵化的思路的影响,总觉得提清史的“满洲因素”就是分裂。比如马世嘉(Matthew Mosca)的《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的地缘政治转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其研究中的“满洲因素”是很弱的,已转向西南研究,而其他“新清史2.0”学者有的则研究西北问题或东南问题。“满洲”不再是“新清史”的必然关注点,国内回应“新清史”时应该注意到这一转变。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

在对“新清史”的基本判断上,袁剑引用定宜庄、欧立德的论述——“‘新清史’源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潮流和档案资料的新发现,而绝非像一百年前跟随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发展的、与政治互相纠缠的东洋史。”(《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同时,袁剑认为新清史的发展逻辑是美国社会科学发展逻辑的延续,并不与中国的清史研究同节奏。“新清史”不是针对中国清史研究而产生的,双方既不在一个层面上,也不在一个节奏上。

“新清史四书”: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1998.已有中译本)、柯娇燕《半透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族性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1999)、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力》(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2000.已有中译本)、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1)。“四书”成书年代在1998年到2001年,“新清史”的名字是在2004、2005年出现的,但是形成集团性影响是这四本书打出来的。

“新清史”的理论给养:地域、内亚问题、帝国比较

袁剑提醒中国学界应注意到,“新清史”是美国内部学术发展的产物,跟中国清史研究等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也不同于美国汉学中一般意义上的明清史研究。米华健在《嘉峪关外》(Beyond the Pass)一书中将“新清史”形成的理论资源归纳为三点:地域分区学说;对内亚问题的关注;18世纪政治史研究的推进。这三方面的研究在涉及到中国问题时就产生了三种新的研究视角:

首先,在地域分区方面,逐渐意识到中国自身内部具有多样性,开始探究中国内部更为特定区域范围的问题,对“边疆”形成更多的衍生思考。代表论著如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内部分区学说的影响等。

其次,从仅关注传统中原政权的政治治理与社会实践,转而注意到中国在国家型构和国家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开始关注“西北向”的中国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与社会所形成的影响,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东南向”的中国并往往以之来涵摄整个中国。

第三,帝国比较史的研究。基于政治史研究的新发展,将原有对政治史的“一国研究”发展为“帝国比较史”研究。从对帝国延续的研究转向对帝国转型的关注,也即开始关注延续中的断裂而不仅仅关注延续本身。

“新清史”为何被误读

为什么“新清史”会在中国国内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袁剑指出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国内主流学界与舆论界往往将基于传统历史王朝谱系叙述的中国话语视为理所当然,在面对“新清史”的区域化和解构式研究时十分不适应。

国内清史的元问题、近代史的元问题与“新清史”的元问题彼此不合拍。我们的清史尤其是晚清史的叙述隐含着现代性叙述和“民族复兴”的号召在里面,往往装在革命话语中进行,而“新清史”不会有这个问题。二者的元问题上会出现一种对抗。

其次,中国对“新清史”著作的引介并不完整全面,导致“新清史”往往会被设想为仅仅跟历史和当下的中国边疆问题相关,进而引起强烈的回应。在这种语境下,“新清史”往往被等同于“分裂史”,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引介不完整导致的。我们介绍的新清史都是关于民族的、边疆问题的,而忽略掉其中研究环境问题、外交等问题的著作,给我们造成了错误的印象,导致将“新清史”等同于“民族分裂史”或“边疆解构史”。

再次,国内学界在对“新清史”进行更具学理性的回应之前,未对美国“新清史”产生的语境与学科互渗特征有深入的认知,因此往往未能在同一个层面上形成有力回应。不了解前因后果,仅就“新清史”本身做一个批判。

袁剑最指出,时刻把中国与世界关联起来进行思考、理解对方语境、多语言文献解读能力、自身解释逻辑的自洽性是中国学界回应和对话“新清史”的基础。在讲座的结尾,他提出了三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主流清史学界与民族史学界在对待“新清史”问题上的观念差异?

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内,如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清史方面在对待中国内部政治与族群分化方面的态度差异?

当代中国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如何面对“新清史”提出的问题,在其将“常识”问题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基本“常识”又在哪里能够立足?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民族国家仍在建构过程中,而袁剑此处提出的问题,或许正是中国学界面对后现代范式转换下所形成的“新清史”的挑战时,所亟待直面与解答的。

Chinanews.com: 国家网信办首个社会团体成立

2015年05月04日 07:52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参与互动() 0
本报讯(实习生张童 记者李林)日前,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成立并主管的首个全国性社会团体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
据了解,该会是由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从事网络传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自愿结成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旨在团结各界有识之士,借助网络社会各种有效模式,发挥线上、线下桥梁与纽带作用,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当代文化的未来发展、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弘扬中华文化从自发到自觉向网络世界进军。自去年7月开始筹备以来,已有近300个会员申请入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对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牢牢把握服务四个全面发展战略、两个百年目标的正确方向,强化文化担当;第二,坚持开放开门办会,广泛凝聚社会力量,助力中华优秀文化在网络空间的广泛传播;第三,突出自身优势,找准定位,建设网络文明,参加国际交流;第四,加强能力建设,建成高水平网络人才荟萃高地。
据介绍,研究会成立后,将广泛联络文化、教育、网络、传媒、企业等各界人士组织开展中国文化网络传播课题研究,并举办各类学术讲座、专题研讨、教育培训和文化展演,开展国际文化交流。